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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第3页）

钦宗赵恒的《眼儿媚》：

宸传三百旧京华，仁孝自名家。一旦奸邪，倾拆，忍听琵琶。

如今在外多萧索，迤逦近胡沙。家邦万里，伶仃父子，向晓霜花。

父子二人的《眼儿媚》，显然是唱和之作。从词句来看，儿子的反省能力比之父亲稍稍强一点。他抱怨奸邪误国，虽然不错，但却将自己的责任推卸净尽，真可谓到死糊涂。

从汴京到会宁府，行程约六千余里。这么远的路程，既无轿舆，亦无车马，对于赵家皇帝以及公子王孙如花美眷来讲，这是一次极为艰难和恐怖的旅行，既没有尊严，更没有欢乐。

然而被彻底剥夺尊严的事，却是在抵达金上京后生。

大约是1128年的初夏，徽、钦二帝及其宗室随从来到金上京的第二，金太宗吴乞买即下令让他们去祭拜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陵寝。他们不是作为皇帝而是作为战俘来到金太祖的陵园，女真人让徽、钦二帝脱下衣服，袒露上身，然后现宰两只绵羊，剥下血淋淋的羊皮披在两位皇帝的身上。让他们以这种极尽侮辱的装束，一步一叩，绕着完颜阿骨打的坟墓转了三圈。第二，两位皇帝又去乾元殿拜见金太宗吴乞买。在那散着羊膻味的大殿里，吴乞买郑重宣布，封徽宗为“昏德公”，钦宗为“重昏侯”，对这两位昏君，女真人极尽嘲笑之能事。

所有赵宋皇朝的宗室人员都目睹了这一场侮辱，所有的中原人都听说了这一场侮辱。

宋朝的历史，将这个事件定为“靖康之耻”。

七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憾，何时灭。”

这是抗金英雄岳飞所写的《满江红》中的名句。在北宋对契丹人的作战中，出了一群杨家将；在南宋对女真人的战争中，出了一支岳家军。在汉人书写的历史中，杨令公与岳飞，可谓是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产生这样的观点，乃是因为在过往的漫长岁月里，汉人将自己与中华民族等同，汉之外的所有民族，都是异端，都属于“生番”或者“夷狄”。汉人在这样一些族类面前，表现出生的优越感。在现代人看来，族群与国民是两个概念，一个国家的公民可以由不同的族群组成。但在八百多年前，民族与国家是一个概念。汉人就是中国，中国就是汉人。所以，当女真人掳走了徽、钦二帝，汉人并不认为这是两个政治集团的角逐，而是当作“夷狄”乱华的国耻。

所以，1127年后，“靖康耻”成了汉民族的一道无法弥合的伤口，一提起这件事，多少人涕泪横流。但是，也有人表面痛苦，内心却藏着欢喜。

这个人就是赵构。

赵构是钦宗的弟弟，赵佶的第九个儿子，人称“九殿下”，后封为康王。当二帝被掳之后的一个月，即1127年五月初一，赵构在今河南省商丘即位，史称宋高宗。

赵构比之父亲赵佶与哥哥赵桓，其“恐金症”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虽一度任命李纲为宰相，让他拯救国难，与大金国作战。但几个月后，他又转而重用投降派汪伯彦、潜善之流，让他们代表南宋小政权与大金国媾和。他向金军统帅完颜宗翰开出的求和条件是以河为界，宋与金隔河分治。并主动下令尚在河北等坚持抗金的将士南撤，把多个州郡大片的土拱手送给大金。

但此时的大金，雄心早已越过了河，完颜氏族想取代赵宋成为中国的主宰。1127年12月，金太宗下令第三次出兵攻打宋朝。挟前两次胜利之余威，金兵扩充很快，短短十二年间，由数千个游骑扩充为八十万兵马，且士气高昂，完全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一支最具有攻击力的部队。此次金兵分三路南下：东路军由完颜宗辅与完颜宗弼（即金兀术）统帅。自燕京经沧州抢渡河进击山东；中路军由完颜宗翰率领自云中下太行，由河阳越过河直入河南；西路军在完颜娄室带领下，由同州（今陕西省大荔）取道关中，兵逼陕西。

面对八十万的“虎狼之师”，赵构害怕重蹈父兄的旧辙，连忙携百官逃到扬州。在这座纸醉金迷的城市里住了不到一年，又因这里离中原的战场太近，赵构再次下令将行宫迁到杭州。从此，赵构永久放弃了汴京，把南宋的都城建在了杭州。

关于杭州，我们有太多太多的话题。江浙历来是人文渊薮之，温柔富贵之乡。自古就有“上有堂、下有苏杭”之说。无论将生活的舒适度分成多少个指标，在漫长的历史中，苏州与杭州都会名列榜。

珠玑罗绮，美女珍馐，丝竹弦管，湖光山色……这些应接不暇的诱惑，令人心旌摇荡的气象，对于一般的国民来讲，是难得的福气，是神仙般的生活。可是，对于执政者来讲，则必定是迷乱心志的毒药。古往今来，一个贪图享乐的政权，从来都没有逃脱被消灭的命运。

纵观历史，在东南建都的政权，于南宋之前，有隋、梁、南唐，都是短命的。其因就是这一块有“堂”之称的膏腴之，会不知不觉让人放弃忧患，且薰染出执政者的脂粉气，而不会磨砺出他们的英雄气。

赵构从来杭州的第一，就注定了南宋要被消灭的命运。

史载：赵构于1129年正月迁都杭州。此时的中原，淮之间，正饱受金人的铁骑肆意践踏，抗金的将士为保社稷，都在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而赵构在这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仍没有最起码的危机意识，控制他大脑神经的，依然是“享乐”二字。他在来杭州一月之后，即2月25日，便带着爱妃宠臣车辇如云浩浩荡荡来到钱塘江边观潮。

面对这一帮昏君庸臣，一位叫林升的诗人，写下了沉痛的诗句：

山外青山楼外楼，

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

直把杭州当汴州！

八

看过太多的胜残去杀，体会过太多的悲欢离合，人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历史中没有绝对的胜者。任何一个政权，都无法逃脱兴衰更替的命运。但是，一个政权享祚时间的长短，还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

比之汉、唐、明、清、宋朝的开国皇帝气度要弱小得多。赵匡胤获得政权并没有历尽艰辛，且属于宫廷政变的性质。所以，宋朝的“王气”始终没有养起来。此处所说的“王气”，不是指皇上号令下的权力，而是指点江山的能力。自秦自汉自唐，不要说燕云十六州，就是东北和内蒙，都一直是中国的版图。可是唐末动荡期间，契丹人抢占这一大片国土另建一个辽国。宋立国之初，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匡义兄弟二人都没有能力从契丹人手中收复失，反而每年向辽朝纳贡。此后，赵宋的皇帝们与契丹人时而开仗，时而议和，一直处于被动。在开拓疆域与处理民族问题上，赵宋皇帝乏善可陈。终宋一朝，惟有文学可以垂范后世，出了王安石、欧阳修、苏东坡、庭坚、6游、辛弃疾等一大批杰出的文学家。出现这等现象，与赵匡胤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有关。这一点，赵匡胤比之唐太宗李世民，可就差得多了。唐太宗不仅器重文人，更整饬武备。文武并举，绝不会一手硬一手软。所以，历史上才产生了盛唐气象，这至今仍令中华民族骄傲的大国典范。就一般的规律而言，一个开国皇帝的气度胸襟，便决定了他所开创的王朝的精神走向，如汉高祖刘邦，他吟过“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样雄奇的诗句，他呼唤猛士开疆拓土。这种精神让后代皇帝所承继，到汉武帝而趋鼎盛。

赵宋皇帝重文没有错，抑武就大谬。诗词歌赋可以陶冶性情，怡养心灵。但对付契丹人和女真人这样的剽悍民族，一篇千古传颂的诗章还不如一根绊马索有用。即便是文学，如果是大气磅礴的，积极健康的，提升国人斗志的，仍是培植国力的重要手段。遗憾的是，北宋的文学，展到徽宗、钦宗时期，已是生气消失，豪情不再了。北宋的最后一位大诗人，是李清照。她的词作典雅，婉约。作为个体，李清照是优秀的、杰出的，但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学代表，则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就变成了縻縻之音，噙着泪水吟咏“雁过也，最伤心。”无限感伤倾诉“人比花瘦”，这种充满悲情的诗句之所以在当时受到热捧，乃是真实反遇了徽钦二帝统治下的国民已丧失了雄健的气魄。南渡之后，曾有智者痛定思痛，描述昔日汴京的臣民“髻小儿，但习歌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上有所倡，下有所随。当踢球的高俅与卖笑的李师师都成为皇上的座上宾，骤登显贵之堂。升斗小民除了艳羡，更会仿效。于是所有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歌善舞，而所有上了年纪的人，从来都不想干戈之事，都以为战争绝不会生。待到金兵攻破汴京，可悲的国民们才惊醒，但为时已晚。

相比于徽、钦二帝与宋高宗赵构，大金国前期的皇帝们行事的风格就要明朗得多，也健康得多。君臣之间，臣民之间，几乎没有尊卑等级，贵贱之分。据史料记载，吴乞买虽然贵为“九五之尊”，但仍然与百姓保持水**融的关系。他所住的“皇宫”，也没有重门深禁，百姓家里杀了一只鸡，就会跑到“皇宫”里喊他一道去分享，没有特殊情况，他都会欣然而往。君臣之间议事，可以争、可以吵，哪怕面红耳赤，也不会伤和气。争吵完了，意见统一了，君臣们便开始“同歌合舞，略无猜忌”。女真人的歌舞是什么呢？是踩刀梯，耍火球之类，充满了矫健，洋溢着剽悍。相比于汴京靡靡之音，杭州的浅斟低唱，两者孰优孰劣，不言自明。再说击败辽、宋之后，大金国库里的钱多了起来，吴乞买花钱大方了一些。大臣们对他产生了意见，说他违背了太祖完颜阿骨打立下的“非军需不启库存”的祖训，应接受处罚。吴乞买只得按规距被大臣们拉出议事大殿，趴在上“廷杖二十”。吴乞买心悦诚服，并没有因此报复任何人，而赵宋皇帝虽然无能，却从来一言九鼎，君臣之间有绝对的界限。相比之下，女真人早期建立的政权，倒是有点像“人民公社”的性质。所以，我认为，女真人打败汉人，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它的真正的历史意义在于：一种健康的、硬朗的、平民式的帝王文化，打败了另一种腐朽的、堕落的、贵族化的帝王文化。

九

2oo6年元月，我再次应邀前往阿城，参加修缮的金上京博物馆开馆仪式。看过大金国的展历史后。下午，在零下二十五度的严寒中，我又来到金上京遗址。厚厚的积雪掩盖了一切，不要说旧迹，就是连废墟也看不见。我踩着深深的积雪走了很久、很久，不知为何，在这八百多年前的“王气肇造”之，我突然想起了辛弃疾的词句：“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这样的诗句充满了英雄气概，读来让人热血澎涨。不由赞叹辛弃疾真伟丈夫也，遗憾的是，南宋政权不喜欢这样的伟丈夫。由此我想到一个国家，如果每个角落都弥漫着享乐之风，奢侈之气，所有的国民必然就会丧失忧患意识。这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去年，当女出现，数十万的“粉丝”们为之痴迷，为之疯狂时，我的心中就产生了一种不好的感觉。出几个女，原也是多元化社会的自然现象，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要引起警惕的是，如果这些青少年——我们这一时代的“髻小儿”，其生命只为歌星、影星、球星而狂，还能说，我们国家的精神气象是健康的吗？

一个时代没有英雄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丧失了产生英雄的土壤。有鉴于此，北宋灭亡的教训不能不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