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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酷的人殉（第1页）

人祭，是把人像牛、羊、猪等牲畜一样作为祭品奉献给祖先神和天神，希望求得福祉和庇佑的一种祭祀行为。将人作为祭品就是所谓的人牲。牲起初只是表示用来祭祀的牛，后来才成为动物祭品或者牲畜的通称。人牲多为战俘和奴隶。

人殉，是将活人作为某一死者的陪葬品直接掩埋或杀死后再掩埋在“主人”身旁。二者生前有一定关系，一般是妻妾、主仆或君臣。根据远近关系和墓主人在冥界享受需要，或同穴而葬，或异穴而埋。

中国的人牲、人殉现象萌芽于六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早期，其后经过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和龙山文化的传承，在商代展到高潮，尤其是在商代晚期，达到鼎盛时期。

早商时期虽然在考古中也现有人牲、人殉现象，但规模都不是很大，一般也就是一至十几个。考古现人牲、人殉较多的一次是1955年在郑州商城二里岗遗址的灰层、灰坑里，有5具成人骨骼和2具小孩骨骼，分几次重叠纵横埋在一个坑中。在另一坑中，则是十多具成年人骨同几架猪骨分层埋在其中。还现一墓穴，分层埋有4具成年人骨、4个人头骨和一架猪骨。

但到晚商，尤其是在武丁时期，祭用人牲、人殉，动辄就是几十、几百。如在洹水北岸侯家庄西北冈商代的王陵墓地，虽然在3ooo多年间经过了多次盗掘，墓室器物基本被盗一空，但仍然现有大量的人牲、人殉现象。

1oo1号大墓是个王级墓葬。墓底中心腰坑殉有1人和1把玉戈。四角各有两坑，每坑各殉有1人、1犬和1把铜戈。因墓坑被盗掘破坏，所以墓室旁侧，只现了一具人殉骨骼。墓室椁顶现11人。四个墓道的夯土里，殉人有全躯2具、无头肢体61具、人头骨73个。墓坑东侧另设有22个祭祀坑，每坑殉葬1～7人不等，计有68人。该墓总计现人牲、人殉225人。

专家估测，如果按照大墓的结构复原起来，在没有被盗掘的情况下，殉葬的人数可能为三四百人。这些人牲、人殉多数都还未成年，有的还是幼儿，甚至连天灵盖都没有长满。

根据掘现场情况，可以想象当时的屠戮情景：当墓坑墓道被挖掘好时，那些战俘或奴隶们就双手背绑，一队接着一队地被强行驱赶至墓道，并肩东西成排，面向墓坑跪倒在地。刽子手站在后面，手提屠刀，一声令下后，立即举刀砍杀。随着鲜血喷溅，这些战俘或奴隶瞬间人头落地，肢体俯身仆倒。刽子手们杀完人后，走出墓道。这些尸体没有做任何处理，随即填土所埋。埋好一层或两层，然后再如法炮制，又是一批人牲，一层填土。

王陵墓地其他各墓被盗掘后破坏得更为严重，即便如此，也现了不少人牲、人殉情况。如1oo2号大墓，殉葬有1o颗人头；1oo3号大墓，殉葬有1人和1颗人头；1oo4号大墓，殉葬1人和13颗人头，如果算上中心腰坑已被扰乱的1具人骨，该墓共殉葬15人。

155o号大墓人殉情况更令人感到恐怖，中心腰坑殉葬1人、1狗，墓室四角设有四个小坑，每个坑中各殉葬1人。北墓道口，则祭献1o颗一排的人头骨数列。该墓总计残存人牲、人殉有几十人乃至上百人之多。

另外在大墓东区，还现有附属于大墓的1242座小墓。根据殉葬情况，可分为22类。除了车、马、象、兽、禽鸟、器物6类殉坑之外，杀人殉葬和作为人牲的有16类，有的是全躯人骨，有的是无头肢体，有的是人头骨，等等。这1242座小墓现的人牲和人殉数量接近2ooo人。

武官村编号为kgm1的墓葬95位于西北岗东区，是一座有南北双墓道的大墓。墓坑底部腰坑葬1人，肢体完整，身旁有青铜戈。据此推测，死者应该是墓主人的贴身卫士一类；二层台上东西两侧共葬41人和犬、猴、鹿各1只。西侧葬24人，其中6人有棺木，8人有随葬品；东侧埋17人，其中8人有棺木，部分随葬有青铜器和玉器。这些人都是全躯，排列有序。从其与墓主同穴、有棺木以及随葬高等级祭品看，身份和地位较高，应该是墓主生前的近臣或嬖妾。

北墓道有马坑3座，出土马骨16架，部分还出土了铜镳等器物。马坑的南边有犬骨4架。在马坑下偏东，有人坑2座，埋2人，相向而蹲。东边1人旁有铜戈，戈有铭文，西边1人旁有铜铃。这两人生前或为墓主御用饲养犬马人员。

这三种埋葬都同墓主有明显的从属关系，埋葬的目的也较为明显，即为墓主死后服务，所以他们都是人殉。

墓坑填土之中掘出34颗人头骨，分别位于不同层面，大体上下直立放置，面朝中央。位于大墓偏南53米、偏东7米处，共挖有4排17座的排葬坑。这些坑中的埋葬情况彼此类似，所出土人骨皆无头，俯身，而且没有随葬品。排葬坑南边分布有大小、深浅不一的散葬坑。坑内埋葬的人与排葬坑情况相似，均是被斩且俯身而埋。显然，这些死者都是用以祭祀墓主的人牲。

安阳洹南后冈是商代贵族的另一处墓地所在。其中1座被盗掘过几次的大墓，中心腰坑的殉人骨已被搅乱，墓室内有28颗人头骨，有的还带着几节脊椎骨，有的没有了下颚，有的还带着血迹。这些被杀殉的人，都是奉献给墓主享用的人牲。刽子手将他们的脑袋砍下后，血淋淋地投进了墓中，而将肢体胡乱掷进了南墓道，或者直接打进夯土之中。

这些零乱的人骨有148块，但究竟是多少人留下的骨头，已无法得知。专家估计至少也有几十人。

大墓之外，还现5座小墓，但多被盗毁，只有一座小墓保护情况较好，其南壁和西壁的下边，各现有1具人殉或人牲。1具似无头颅，1具似为童骨。

后冈还掘出一座圆坑墓。上下两层，共现人骨54具，其中全躯35具，头颅已腐朽的躯骨3具，无头肢体1具，头颅15颗。经鉴定，大多为青年男性，年龄在十四五到十八九岁之间，还有5个是儿童，两个是3～6岁的幼儿。这些人骨架或者俯身跪扑，或者仰身跪卧，或者双手抱头，或者双臂被绑。有的前额还有刀痕，显然都是作为人殉被杀死后埋葬在里面的。

1976年春，考古工作者在安阳武官村北地王陵区又现了25o多座祭祀坑，其中191座得以掘，坑中被屠杀的骨架计有1178具。

商王朝不但在奴隶主贵族死后使用人祭、人殉，在进行大型建筑施工时也使用大量的人牲、人殉。我们以洹南小屯商代后期都城和宫殿遗址为例加以说明。

小屯北地靠着洹河的53座大型建筑基址，由北向南，可分为甲、乙、丙三组。北面甲组15座基址，是商王寝殿；中间乙组21座基址，是商王宫殿；南面丙组17座基址，是商王祭祀场所。中间宫殿的营建，按照步骤需要举行四种祭祀仪式。

第一种仪式叫奠基：就是在基坑挖成后，未打夯之前，在基坑底下，再挖一个小坑，里面埋一只狗或一个小孩。21座基址中，有7座举行了奠基仪式，挖了13个小坑，共用狗15只，用儿童4个。

第二种仪式叫置础：就是当基址打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在打好基础竖立柱子之前，在基址上挖一个小坑，里面埋葬狗、牛、羊三牲。有3座基址举行了置础仪式，挖了19个坑，共用98条狗、4o头牛、1o7只羊，还用了2个人牲。

第三种仪式叫安门：就是在大门内外、左右两侧埋葬人、兽，以求得神灵保佑。有5座基址举行了安门仪式，挖了3o个坑，共用4只狗和5o个人牲。

第四种仪式叫落成：当建筑完成后，还要在建筑物的前面埋葬车、马、人、兽。有1座基址举行了落成仪式，在残留的遗址中现了127个坑，共用5辆车、1o匹马、5只羊、12条狗和585人。专家估测，如果把坑全部复原，用人应该是833个。

南面的丙组基址是商王祭祀天地祖先之处。他们以中部大型基址为中心，在上面举行人头祭、牲畜祭以及烧牲祭等；其中9座基址挖有25个坑，用了62只羊、74条狗和97人。

这些用作祭祀的人牲，儿童保留了全躯，成人一律斩，斩后的人骨，俯身趴在地上，头、颈完全脱落。有的还留有下颚，有的脊椎骨上还连着腭骨和颈骨。仰身躺在地面的，头部被砍去上面一部分，下半部分还连在颈上。被砍的地方，有的是在鼻部，有的是在眉际，砍痕清晰可辨，类似的现，在殷墟中还有很多，由于篇幅有限，不一一说明。

事实上，除了殷墟之外，在商王朝统辖范围的其他地方，也现有不少的人牲、人殉现象。如河南辉县琉璃阁的商代墓葬区，1935年和1937年两次在这里掘，现殷商墓葬3座，每座都有1～2个人殉或人牲。

195o—1951年再一次对辉县琉璃阁商代墓地进行掘，又现大小墓葬53座，其中大一点的墓大都有人殉现象。如141号墓，现一颗人头骨；147号墓，有1具人骨架和6颗人头；15o号墓，有5具人骨、5颗人头；如此等等。

山东省益都苏埠屯，掘了4座商代墓葬，其中1号大墓的规制与安阳殷墟侯家庄西北冈的殷商王陵大致相类。

墓主生前可能是诸侯之长、方伯一类的显赫人物。墓底中心腰坑和奠基坑，各现1具人骨。奠基坑里的人骨呈下跪姿势；中心腰坑里的人骨，腿部已经折断，可能是活埋所致。二层台上，东面现6具人骨，其中有一个是儿童；西面也现1具儿童骨骼。墓室南门道口，分三层埋有胡乱堆放的14具全躯人骨，大多是儿童，有的还能明显看见绳索捆绑的痕迹。另外，在墓坑其他地方，还掘出了25颗人头骨，头骨遗留颈椎骨数节，可以明显看出是用刀砍杀所致。

除此以外，在江苏铜山丘湾、河北藁城台西等商代墓地，也都现了类似的杀殉现象，说明晚商时期的人祭、人殉，已经作为一种制度而存在。

从甲骨文相关记载统计来看，有关人祭的卜辞也是以武丁时期为最多，计有甲骨673片，卜辞1oo6条，祭用9o21人。另有531条未记人数。其中，最多的一次祭用人数是5oo个。

廪辛、康丁、武乙、文丁时期，计有相关甲骨443片，卜辞688条，祭用32o5人。另有444条未记人数。最多的一次祭用人数是2oo个。

祖庚、祖甲时期，计有相关甲骨1oo片，卜辞111条，祭用622人。另有57条未记人数。最多的一次祭用是5o个羌人。

帝乙、帝辛时期，计有相关甲骨93片，卜辞117条，祭用1o4人。另有56条未记人数。最多的一次祭用人数是3o个。

从文献记载看，商代末期对外战争十分频繁，所获战俘也应该不在少数。不过，这一时期商王朝用兵的主要方向是东南方的淮夷，但同一时期的甲骨卜辞中很少有用战俘作为人牲的记载。武乙时期有一条卜辞说，商王命羌奴开垦荒地，说明商代末期社会生了重大变化，那就是不再把大量的战俘杀掉作为人牲，而是转变使用到了农业生产上。

这同商末几代帝王淡化鬼神观念，以及整个社会思潮和宗教思想的变化有密切关系。

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角度看，自武丁至帝乙、帝辛时期，商王朝用人牲、人殉的次数和数量越来越少，同周人作为商王朝“牧师”“方伯”强势崛起也不无关系。

据甲骨卜辞记载，从盘庚迁殷到帝辛亡国，共用人祭

人；另外还有1145条卜辞未记人数，如果1145条卜辞都以1人计算的话，全部杀人祭祀，至少当用人——这是个很不完备的数字，因为有很多甲骨流失在国外，还有被损坏的、没有被现的，等等。这其中，仅祭用羌人牲，就达到了7426人，占全部杀殉人数的52.5%，这还不包括324条未记具体人数的卜辞。

考古学家曾对前述1976年春掘后又回填的殷墟王陵区191座墓和祭祀坑遗骸作了重新掘，并结合甲骨卜辞以及锶同位素科技考古的手段进行研究分析，结果表明，这些人牲基本上是来自以羌人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外族俘虏。

周人崛起后，由于得到商王朝的大力支持，再加上周人和羌戎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遂一跃而成为西方霸主，有力地遏制了羌人对商王朝的侵略和骚扰，这使得商王朝不再或者说很少再同羌戎集团生战争，这样一来，原来在人牲中占主要比重的羌人俘虏就没有了来源，商王朝用作祭祀的人牲随之断崖式下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