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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第1页）

审判长宣布继续庭审的时候，闻途已经排除了所有杂念。

对面的谌意似乎也很快切换角色，神色疏离，一字一板地念着公诉意见：“审判长、审判员，我受海州区人民检察院指派，代表本院，以国家公诉人身份出席法庭支持公诉，并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现依法对证据、定罪表如下意见……”

趁谌意念着，闻途把上午记的要点整理了一遍。

他在白纸上画分左右两行，左边记录了公诉人和审判长在法庭调查阶段的问要点，右边即时写下相应的辩护意见，以便根据审理情况调整辩论提纲。

“在案证据表明，正当防卫不满足时间条件，被告人具有伤害他人的故意，其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起诉书指控的罪名成立，定性准确。”

谌意念完后，往椅背上一靠，右腿轻轻抬起想往左腿上翘，又在齐乐青警觉的注目之下，安分地搁了下去。

审判长说：“被告人李呈昊，在你的辩护人给你辩护之前，你可以自行辩护。”

李呈昊低声开口：“我想知道，我只是保护我自己，真的有错吗？”

他说完垂下脑袋，肩膀耸动着低泣了几声。

审判长说：“辩护人表辩护意见。”

闻途深吸了一口气，靠近话筒，望着手里的材料沉声说道：“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公诉人，我对本案受害人遭受的不幸深表惋惜，但他的死亡必须有人为之付出代价吗？我认为刑事诉讼不是一场交易。以下是我的辩护意见——

“第一点，我们法律工作者必须摈弃‘唯结果论’和事后第三人的错误视角。一旦案件中出现被害人死亡的后果，行为人往往受到道德谴责，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生死观，是当今司法实践‘唯结果论’盛行的根源，法律只是底线，而道德是高标准的要求，‘唯结果论’的片面性会导致法律失去独立价值，成为道德的附庸。

“关于录像是否能证明被害人丧失意识，我方持否定意见，在质证阶段已经论述过，这里仅从被告角度阐释，公诉人提到案件应分为三个阶段，其实不然，代入李呈昊的视角纵观整个事件，从关贺砸摊位，到李呈昊反击、逃跑、再反击、最后将人制服，这是一系列具有连贯性的动作，检方作为理性第三人，仅仅聚焦所谓半分钟，只看到被害人死亡的结果，殊不知李呈昊已经经历了漫长的心理折磨，纠纷从头到尾持续三十五分钟之久，他一心想制服关贺，所以扎人的举动难以避免地带有‘行为惯性’，检方不应把整个过程分割开，而要求他在经历漫长煎熬后又立即在短暂时间内履行注意义务，未免太过于苛责。”

“第二点，我们不应该落入概念的窠臼。司法解释设立‘时间条件’是便利司法工作者分析案情，而不是让我们僵硬地套用概念。概念是人为预设的，但现实千变万化，如果不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只能说明检方在完成指标，在机械地走办案流程，而不是遵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去达到应然的公平和正义。”

他的话语铿然有力，直白地把矛头指向法庭对面的公诉席，谌意眉头皱紧，表情不太好看，在场的每个人都感受到空气里浓重的火药味。

闻途直视谌意，目光犹如利箭：“检方没有深入思考时间条件深层含义，时间条件怎么认定，是按照客观、主观、或者是客观加主观的双重标准，避重就轻，只是想当然地靠法条上的文字给被告人定罪。”

他的辩护意见如同枪林弹雨般扫射过来，谌意眼神显而易见地暗了很多。

“刑法上有个‘期待可能性’，即在案条件下，我们期待行为人能做出什么举动，李呈昊面临危险时处于‘心理应激状态’，高度紧张之下，认识能力和行为能力大打折扣，此时不能期待他和理性第三人一样头脑保持清醒，不能期待他每个行为举动都被困在概念框架之内，判定时间条件，客观实际固然重要，但行为人的主观认识能力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素。刑法上所有的概念，司法工作者应该明白为什么运用以及怎么运用，否则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他说话时的轻重缓急把握得恰到好处，不急不躁，和话语间的攻击性形成鲜明反差。

“第三点，我们应当审视正当防卫的立法目的。李呈昊他报警了，逃跑了，甚至被逼到绝境，还要求他做什么呢？他已经做了面对危险时能够采取的一切措施，但立法者设立正当防卫，不是教我们忍让，逃跑，息事宁人，而是在受到侵害的时候勇于和不法进行抗争。

“1979年《刑法》将正当防卫设立为公民的一项正当权利，1997年《刑法》放宽限度并增设无限防卫权，2o2o年两高一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在原基础上建立了具体的适用规则，从制度沿革可以看出正当防卫在逐步降低出罪门槛，立法者将它作为事前权利而不是事后救济，体现一种价值取向，即正义无需向不法让步。

“如果国家和法律对侵害行为置之不理，是对不法的纵容，为公民的防卫权做出过多限制，也是对不法的纵容，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的人去挑战法律的权威，最终造成法秩序以及社会秩序的整体崩塌。

“在此，我期待海州区法院能拿出法律人的勇气和担当，采取正确视角和价值取向，准确使用防卫制度，宣告李呈昊无罪，辩护人的意见表完毕。”

他字字落在灯光辉煌的法庭内，掷地有声，听者为之动容。

不仅是和检察机关碰硬，更是对审判机关施压，其势汹汹，言语间的火力堪称迅猛。

场内一片躁动，审判长神情凝重，听众席交头接耳，随即法庭的注意力来到公诉席，所有人都在屏息等待谌意会怎么回应。

谌意低垂着眼睛，指尖在桌面上缓慢地敲，眉间密布阴云。

安静了好几秒，审判长提醒：“公诉人。”

谌意掀起眼皮，表情没有一丝慌乱，他望向辩护席的闻途，镇声说：

“辩护人纯属过度解读，我方从没有置于理性第三人的视角，也没有要求李呈昊具备理性第三人的清醒，但他是个正常人，应当作出同自己认知水平相当的判断，他能看见，就算他近视也能听见，还有着肢体感受，这些无关理性，纯粹是本能的感知，要求他注意到被害人昏死，我相信并非强人所难。

“辩护人一直在强调李呈昊紧张的心境，但请辩护人想想，过于强调心境何尝不走向另一个极端，那就是情绪化犯罪，如果他因害怕的情绪尚且注意不到被害人昏死，还能保持防卫意图吗？试问他扎死被害人那三十秒内，是想着自卫，还是单纯被情绪控制了理智？”

谌意的反攻也一语破的。笔在他指间转圈，他的表情从容，动作似是散漫，话语间却犀利无比：

“辩护人围绕正当防卫的立法初衷谈了很多，立法者确实给予公民防卫权，但同时也对防卫权做了诸多限制，这种限制一定有它的意义所在。德国的正当防卫制度中，权利人受到轻微损害也能剥夺侵害人生命，美国也是如此，西方国家正当防卫的门槛极低，这是受社会契约论和个人主义的影响，国家的权力来源于公民权利的让渡，公权力无法保障私权利时，公民有天然的自卫权。

“但社会契约论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物，它不适配于我国，我国注重集体利益，这是为什么我国立法要确定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界限，我们鼓励防卫，但不鼓励过度使用暴力，如果防卫权不加以限制，生活中一些轻微暴力的冲突很容易升级为剧烈的命案，社会也不再有秩序可言，正当防卫的立法初衷从不是一味地鼓励反抗，而是张弛有度，在自卫和反击之中取一个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