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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第1页）

第一篇

一

北国十月是全年中最美好的季节。在坦荡无垠的大平原上，到处都洋溢着丰收的欢笑。就说是在那有五花季节美誉的深山老林中吧，也不时飞出打柴人的歌声，或登山人的笑语。如果再仰望那蓝蓝的高天，以及在碧海长空中飘浮的白云，一定会情不自禁地说道：

“啊！多美的秋天……”

但是，一九三四年十月的北国却是十分凄戚惨然。大地荒芜，满目疮痍，再看看那遍野的饿殍以及那累累的白骨，再听听那“左手拿着瓢，右手孩儿抱，离乡背井把饭要……”的歌声，大有不寒而栗之感！不知情的人们一定会出这样的自问：

“啊！一九三四年的秋天怎么了？……”

十月中旬末的一天，铅似的浓云重重地压迫着大地，淅淅沥沥的秋雨就像是潸然而下的泪水，又给昏暗的大地蒙上了一层雾似的白纱，也给逃难人们的心上罩上了一层难以消散的愁云。就在这时，远天隐隐传来隆隆的响声，四处流浪的人们下意识地停住了脚步，几尽本能地循声眺望长空，遗憾的是低垂的浓云遮住了视线，什么也看不见。隆隆作响的马达声越来越近了，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日本飞机又要下蛋了！”雨中的难民有的卧在泥泞的庄稼地里，有的不要命地四下逃散，再听听那男人喊、女人叫、孩子哭……真是惨不忍睹，悲不忍听！读者看后一定会愤然地骂道：

“可恨的日本侵略者！……”

但是，今天在长空中翱翔的飞机不是日本人的轰炸机，而是南京国民政府蒋委员长的专机。为此，读者一定会出这样的自问：

“蒋介石不在南昌组织实施第五次‘围剿’计划，他坐着专机到华北来干什么？……”

蒋介石为完成一统天下，安坐九五之尊的宝座，先实行了“削藩裁军，一切权力归中央”的计划。为此，他相继动了“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冯阎中原大战”等内战，终于打垮了诸地方实力派，使得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李宗仁等这些拥兵自重的封疆大吏称臣。接着，他置日本侵略于不顾，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方针下，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尤其对江西朱毛红军进行了长达四年的军事“围剿”。但是，出蒋所料的是，自一九三o年冬到一九三三年夏，对江西朱毛红军动的第一、二、三、四次军事“围剿”均以失败而告终，损兵折将达三十万以上。南昌行营主任鲁涤平，因第一次失败被撤换；继任者何应钦，因二、三、四次“围剿”的失败，怯蒋谴责而惴惴不安，遂被蒋介石往北平，去办理对日妥协、出卖华北的卖国外交去了。因此，红军成了蒋介石的心头之患！

蒋介石痛心于以往“围剿”红军的屡次失败，并从这些教训中醒悟出一些道理，遂改弦更张，放弃了长驱直入打运动战的作战原则，一面调整部署，一面调集一百万大军、二百架飞机和大批军火。为实现“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修碉筑路、逐步推进”的战略，特任命顾祝同为北路军总司令，陈诚为前敌总指挥；蒋鼎文为东路军总司令，指挥蔡廷锴所部；以何键为西路军总司令，指挥九个师又三个旅的军队；用重金收买南天王陈济棠为南路军总司令。这样一来，就把红军困在了赣北、湘赣、粤赣、闽赣之间，再“辅以杨永泰建议的保甲团练政策，企图构成包围圈，断绝苏区物资来源，迫使红军进行阵地战来比力量拼消耗”，进而达到消灭红军和摧毁中央苏区的目的。

天有不测风云。是年冬，陈铭枢、蔡廷锴等十九路军动福建事变，在“围剿”红军的东方打开了一条缺口。如果当时中央苏区主要负责人博古等利用这一天赐良机，第五次反“围剿”很快就能被粉碎。但是，博古等人顽固地坚持“左”倾教条主义路线，致使福建事变很快失败。同时，蒋介石重新任命蒋鼎文为东路军总司令，卫立煌为前敌总指挥，转头进攻中央苏区，使得蒋介石的“步步为营、堡垒推进”战略得逞。加之，刚刚进入中央苏区的李德与博古等人执行“御敌于国门之外”、“实施短促突击”以保证“不丢失根据地一寸土地”的“左”倾路线，使得中央苏区日趋渐小，红军将士伤亡逾万。待到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被陈诚所部攻陷之后，红军完全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境地。等到红六军团奉命自湘赣突围西去之后，蒋介石认定江西“围剿”红军的大势业已完成。是年九月，蒋氏在庐山曾得意洋洋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湘赣边红六军团在西路军围攻下站不住脚才不得已而西移的。孔荷宠投降是红军瓦解的先声。”

也就是在这关键时刻，蒋介石召来了他的重臣、策士杨永泰，考试似的问道：

“你看我的下一步棋应当如何走？”

杨永泰，广东茂名人，生于一八八o年，考取秀才。一九o一年入广东高等学堂，后入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遂入政坛角逐，并成为当时颇有影响的“政学会”（即老政学系）的成员。随着曹锟贿选后的国会的消灭，政学会也寿终正寝。十年之后，杨永泰挤进了蒋家王朝的大门，并沿袭古代权奸的衣钵——“结纳近臣，察帝动静，故奏对皆称旨”，着手研究蒋介石的思想作风及其生活习惯，同时还向蒋介石身边的人打听蒋氏的“起居注”，故向蒋氏条陈时事意见，往往“报可”。结果，他逐渐取得了蒋氏的信任。正当蒋介石准备实施第四次“围剿”红军计划，且又忧心忡忡地感到没有把握之际，杨永泰抓住这个时机上了一篇万言书。据说它的主要内容是：阐明“攘外必先安内”的理论，主张“安内”（即“剿共”）必须用七分政治，并提出了所谓“政治剿匪”的纲领与方案。蒋介石看后“龙颜大悦”，立即擢用杨永泰为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的秘书长，着即“随驾亲征”。待到南昌行营成立不久，蒋氏完全接受了杨永泰的所谓“剿匪要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主张，并把行营庞大的组织机构简化为两个厅：即以参谋长贺国光兼任厅长的军事厅，以秘书长杨永泰兼任厅长的政治厅。从此，杨永泰得了一个“七分厅长”的绰号。也就是在这期间，他和江西省主席兼行营办公厅主任熊式辉紧密勾结起来，在国民党内又逐渐形成了“新政学系”，公然与其他派系争宠夺势。实事求是地说：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红军得以成功，除去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者执行“左”倾路线外，杨永泰等人搞的这一套反动方案，并同“柳维垣提出的碉堡政策相配合”，也是重要的原因。

杨永泰作为一名策士，不仅会审时度势，既知道“围剿”红军的态势展，而且还能准确地揣度此时此刻蒋介石的心路轨迹的变化，因此，当他听到蒋介石的问话之后，即断然地答说：

“委座，我看您应当把江西剿共的事放一放，到华北等地做一些安抚工作。”

蒋介石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政治家，他一听杨永泰的口气，就知道这个策士已经猜出了自己的心事。他为了进一步摸清杨永泰的全部想法，又有意地问道：

“你是怕国人骂我不抗日吧？”

“也是，也不完全是。”

“你是不是为了回应共匪提出的抗日口号？”

杨永泰微笑着摇摇头。

“就是嘛，共匪他们有什么力量抗日，无非是诱使我军放松包围，从困境中逃遁。”

杨永泰信服地点点头。

“这也证明了攘外必先安内的理论是正确的，不消灭共产党就不能抗日。”蒋介石说罢看了看杨永泰的表情，复又加重口气说了这句史有所记的话，“因此我们更应对共军加紧包围，聚而歼之，不使漏网。”

杨永泰自然清楚蒋介石如此讲话的本意，并不是测试自己对下一步“围剿”红军的战略设想，而是有意考察谁能猜透蒋氏下一步棋的动向。对此，聪明的策士明知不答，或巧妙地顾左右而言他，由蒋氏道出——有意满足蒋氏作为最高主宰者所特有的虚荣心——进而达到自保的目的。但是，杨永泰或许是过分的聪明，也或许是刚愎自用的性格使然，他不仅没有向当年刘备学习“青梅煮酒论英雄”之道，反而大讲特讲华北自“塘沽协定”签订一年多以来，长城内外与黄河上下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抗日高潮。当他分析了日本侵华企图以及冯玉祥、阎锡山等实力派有可能利用人民的抗日情绪，再次举起反对中央的大旗之后，遂又直言道：

“华北百姓的心需要委座去抚慰，日本步步进逼的行为也需要委座去做个姿态，至于那些有反叛之心的实力派，委座也应该当面晓以利害，给以颜色。”

对此，蒋介石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

杨永泰并没猜透蒋介石的心思，他再次认为自己献策有功，遂暗自欣喜，告辞离去。这就是杨永泰的悲剧所在。自然，这也就是杨永泰两年后被蒋介石免职，并被政治对手暗杀的原因所在。此乃后话。

蒋介石为了防止被围困的红军生变故，在粤赣和湘赣交界处派重兵布防了三道封锁线之后，遂在十月初偕宋美龄下庐山，乘专机去华北各地视察，同行者有杨永泰和侍从室主任晏道刚。蒋氏先后“历经北平、察哈尔、归绥、太原、西安各地，分别接见了当地军政脑”。“蒋在北平接见的，有原东北的军政人员莫德惠、王树常、马占山、苏炳文、米春霖、邹致权（张学良之办事处主任）等，在察哈尔接见宋哲元等，在归绥接见的有傅作义及蒙旗德王、云王、沙王等，在太原与阎锡山密谈多次，在西安接见杨虎城、马鸿逵等。”蒋对这些人大肆宣传“不是不抵抗，是共产党拉住了后腿，非消灭共军不可”的理论，借以“争取大家同情他反共，以缓和国人对他不抗日的攻击”。

正当蒋介石向诸实力派起劲地宣传“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之际，突然于十月中旬“接南昌行营转来情报，知道红军主力有突围模样，前锋已通过信奉江（即桃江），蒋鼎文东路军先头已由长汀逼近瑞金”。这消息犹如晴天霹雳，炸得蒋介石险些不辨东西。他稍许镇定一下情绪，遂下令：

“晏主任，请准备好专机，立即赶回南昌！”

这个被蒋氏称为晏主任的随行人员即晏道刚。晏氏为湖北汉川人，早年投在赵恒惕的湘军中供职，历任下级军官和参谋长。北伐军兴，他又改任湘军唐生智第八军参谋长和第四方面军参谋长。一九二九年冬，唐生智于豫南反蒋失败之后，晏遂离开军队过了一段隐居生活。一九三三年，由何应钦推荐出任南昌行营第一厅副厅长，负责处理作战业务。一九三四年，蒋介石初创侍从室，晏出任侍从室主任。从此，他随侍蒋介石身边，从旁相助蒋氏“围剿”红军。

晏道刚作为一个称职的高级参谋官佐，自然懂得红军突围的结果——意味着蒋氏一年“围剿”红军将功亏一篑，因此，他迅安排好了专机，不顾浓云重压所造成的能见度很低的天气，请蒋介石、宋美龄，以及杨永泰和其他随行人员登机南返。有意思的是，蒋氏北来的时候兴意极浓，一路上侃侃而谈，似无倦意；但此次南返却蹙眉凝思，连一句话也不曾说过，使得专机中的空气分外的沉闷。

蒋介石回到南昌行营之后，连备好的白开水都不曾喝一口，就下达命令：

“晏主任，杨厅长，请分头通知有关人员：立即赶到作战室，参加军事会议！”

晏道刚与杨永泰非常清楚这次军事会议的内容，是研究红军突围所引起的后果以及应该采取的防堵措施。为此，他们分头通知江西省主席兼行营办公室主任熊式辉、行营第一厅厅长贺国光、参谋本部高级幕僚林蔚等人赶往作战室，参加蒋介石亲自召开的军事会议。由于熊式辉、贺国光、林蔚三人在本书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故笔者有必要向读者做一扼要的介绍：

熊式辉，字天翼，于一八九三年出生在江西省安义县万家埠鸭嘴垅村。他早年思想上趋向维新，并崇拜康有为和梁启。后弃文习武，相继入江西陆军小学、南京陆军中学，并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保定军官学校学习。一九二一年，又被广东军政府参谋部保送日本陆军大学深造，并于一九二四年学成回国，遂晋见蒋介石，被蒋氏委任为第三军军官学校教育长。从此，他依靠蒋介石在军中混迹，青云直上。第二次“围剿”红军惨遭失败之后，蒋氏在南昌设立行营，熊式辉被蒋氏委任为行营参谋长。也就是在这期间，他和杨永泰一见如故，不仅成为“新政学系”的领袖人物，而且为了推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反共策略，还向蒋介石提出了以宣扬“四维八德”来鼓吹反共理论的“新生活运动”，并组成了以蒋介石为会长、宋美龄为指导员、熊式辉为主任干事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由于他乘坐飞机出事摔成瘸子，遂主动请辞军职，又被蒋介石委任为江西省主席兼行营办公室主任。毫不夸张地说，上述杨永泰的所谓功劳，都有熊式辉的一半。而今，蒋介石召开研究红军突围动向的军事会议，熊式辉无论是作为江西省的父母官，还是作为南昌行营办公室主任，无疑都应出席会议。

贺国光，字元靖，于一八九五年生于湖北省蒲圻县赵李桥一个耕读世家。后随父入川，考入四川陆军成学校，与刘湘、杨森等川中名将同窗。辛亥革命之后考入陆军大学深造，遂又参与鄂军角逐功名。北伐军兴，改投蒋介石门下，参与军机。“征战中，贺上书建议，对于军事、敌情、地形、民俗等等，都有所重要条陈，并有颇多卓越见解，多被蒋采纳”。第四次“围剿”红军失败之后，他建议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采取“碉堡战”。其法为：“每收复一地，迅即以克难方式，广修公路，密建碉堡，堡与堡间的距离，以目及弹及为度。在多不在大，重密不重坚，务使纵横参错，列罗成网，目力火力皆能交叉，一堡有警，四方响应，逐步前进，逐步围剿，使包围圈逐渐缩小，然后聚歼”。一九三四年一月，“贺策定东、北两路军合围计划，得到了蒋的同意，立令实施”。东路军在福建相继攻陷建宁、永安、连城，北路军按计划于四月下旬占领广昌。此次蒋介石北巡，贺国光留守行营，待到他获悉红军有突围的迹象后，立即电请蒋介石南返。当他接到出席军事会议的通知之后，立刻赶到作战室，把有关的电文、材料备好，置于蒋介石的座位前。恰在此时，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林蔚走进作战室，他笑着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