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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2页）

“老毛，你有时间吗？”

毛泽东循声一看，一位身材较为魁伟，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的中年红军干部伫立在庭院当中，他的表情显得心事重重。他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同志。时人都叫他洛甫同志。

张闻天，上海南汇县人。早年在南京参加新文化运动，与茅盾的弟弟沈泽民十分要好。五四运动爆之后，他参加李大钊等人起的少年中国学会。不久，他赴美留学入加利福尼亚大学就读。在这前后，他的兴趣在文学创作上。实事求是地说，他的创作是很有成绩的，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也占有一页。他自新大陆回国不久，即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十月，赴苏联入孙逸仙中国劳动大学学习，并于一九二七年九月毕业留校任教，一九三一年春回国。他在苏联的六年中，打下了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在一般的留苏学生心目中，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师长。与此同时，他也接受了苏联那特有的教条主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执行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应当说及的是，由于他没有权欲和野心，个人品质是值得称道的。

一九三一年春天回国不久，他接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之职。从此，他的主要精力放在党的理论建设上。作为理论家，尤其是正派的理论家，他是愿意向真理投降的。他来到中央苏区以后，残酷的革命现实教育了他，使他认识到：一个没有实践经验的理论家指导革命，是一定要犯教条主义的错误的。因此，他决计在革命的实践中修正自己的错误。结果，他和相知有年的战友、当时党的主要负责人博古等产生了政治上的分歧。当时，长城抗战爆不久，党中央提出了“共同抗日三条件”，即：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证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但是，出张闻天所料的是，由此他和博古的政治分歧公开化了。对此，他曾做了如下的回忆：

然而政治上的分歧终究开始生了。先关于三条件的理解，我们一开始即有分别。博古说，三条件只是宣传的号召，只对下层士兵与广大工农群众讲的。我说，三条件是宣传的，也是行动的号召，也是对上层军官说的。对于十九路军的策略，他完全采取开玩笑的态度，在军事行动上完全不配合，我则主张慎重其事，在军事上主张积极配合。但这种不同的意见，没有在正式的会议上生过公开的争论。……其他关于经济政策也曾经有过个别的不同意见。

张闻天与博古的公开冲突始于关于广昌战斗的一次讨论。事后，张闻天回忆道：“我批评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他批评我，说这是普列汉诺夫反对一九o五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我当时批驳了他的这种诬蔑，坚持了我的意见，结果大家不欢而散。其他到会同志，没有一个表示意见。”从此，张闻天同博古的矛盾加深了。博古为了缓和关系，借李德的口说了这样一句史有所记的话：“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换言之，“我们内部不应该闹磨擦。”

诚如前文所说，张闻天是一位愿意向真理投降的理论家，最反对搞非理性的派别活动，但当时他并没重视博古这句话，继续坚持他自认为正确的立场。这样一来，旧有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新的矛盾又时时生，怎么办？坚持宗派主义立场的博古开始排挤张闻天。请看张闻天同志的如下记述：

五中全会后，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的具体步骤。后来又把我派到闽赣做巡视工作……实际上要把我从中央政府再排挤出去，而把中央政府的领导交给别人。在我不在中央政府时期，博古等公开批评中央政府的文牍主义，在背后攻击我。直到快要出长征以前，我才从闽赣回来。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

张闻天是大理论家，对博古、李德等在军事上所犯的错误，当然有他的看法；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对“三人团”在长征前如此准备和行事，他也认为不符合党的组织原则。与此同时，他在反“围剿”的失败中逐步认识了毛泽东，也或许是因为他自己的地位生了改变，对博古——包括他自己对毛泽东所采取的排挤措施开始有了反省。说到他和毛泽东的关系，在延安整风期间他曾讲过如下这段话：

我对他历来无仇恨之心。我一进中央苏区，不重视毛泽东同志是事实，但并无特别仇视或有意要打击他的心思，也是事实。在我未当人民委员会主席以前，我曾分工管理过政府工作，同他关系也还平常，他的文章我均给在（斗争）报上表。但究竟他是什么人，他有些什么主张与本事，我是不了解，也并没有想去了解过的。

眼下，博古等突然宣布红军突围转移，可是红军转移之后将会是个什么结果，张闻天的心里是没有底数的。在他进入中央苏区近两年的时间里，他清楚地知道毛泽东是不赞成李德的指挥的，并对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提过不少建议。随着反“围剿”的节节败退，尤其是在广昌战役大败之后，他听到了不少指战员对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略实施的表扬声。他十分清楚，这种对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怀念，实质上是对博古、李德指挥的不满，是希望毛泽东重新出来指挥红军作战。由于他没有权欲，每每他都暗自说道：“为什么就不可以让老毛指挥呢？”现在，红军就要进行战略转移了，但红军未来将转移到什么地方？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为此，他就很想听听毛泽东的意见。这就是他主动找毛泽东的缘由。

毛泽东对王明、博古这些只会背马克思主义教条的留苏生十分反感，对共产国际把这些宗派主义小集团人为地扶上台更是有意见。但是，他对张闻天同志的印象却是很好的，就是张在党内负总责时期，他也称张是“明君”。因此，当他听到张闻天同志问他有没有时间之后，忙答说：

“有时间，去你的办公室谈好吗？”

毛泽东与张闻天坐定之后，毛泽东就开门见山地说道：

“洛甫同志，你是政治局常委，又是人民委员会主席，为什么连秋白同志随军转移这样的事都做不了主？”

张闻天听后叹了口气，很有情绪地答说：

“他们规定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字，由我提出名单，交由他们批准。瞿秋白的请求我如实地向博古提出，但博古反对。”

毛泽东听后再也忍不住了，他说：“党内也应当有民主嘛！”遂又对博古、李德他们独断专行的作风提出了批评。

这尖锐的批评诱了张闻天的牢骚，用他的话说：“我当时感觉到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最后，他又带情绪地说道：

“你知道吗？博古他们为了排除所谓指挥上的干扰，决定把政治局委员一律分散到各军团中去。”

“不行！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毛泽东本能地反对道。

“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我立即去找军委负责人恩来同志！提出我、你、王稼祥一起行军。”

这些天来，周恩来忙得真是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了。加之博古是一位能言善辩，既不懂军事又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的空头理论家，红军转移前的大小事情自然都落在了周恩来的头上。结果是，做对的事情，功劳记在博古、李德的头上；出了问题，他还要主动承担责任，甚至还要忍受博古、李德无端的指责！从宿命论的观念来看，终其周恩来的一生就是这样的命；从道德、人格来衡量，周恩来就是东方完人的化身。今天，他接到毛泽东求见的电话之后，又不无歉意地说道：

“真对不起，我马上就要和前方赶来的同志谈话，一俟结束，我就约你来好吗？”

从前方赶来的同志是何长工。至于周恩来约他谈话的目的，容笔者扼要地交代一下。

毛泽东离开会昌之后，何长工和刘晓同志遵照毛的指示，使会昌地区的形势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是在军事上主动地、有计划地打了一些小仗，既不吃掉陈济棠的主力，也使陈济棠认识到红军并非好惹”。不久，毛泽东要在这里打出一个和谈局面的预言实现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是年九月，陈济棠派来姓李的代表，要求和我们谈判。时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何长工，被对方提议担任红军的全权代表。为此，何请示中革军委。接着，朱德主席致信陈济棠：先伸张民族大义和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并对协定提了如下五条：

一、双方停止作战行动，而以赣州沿江至信丰而龙南、安远、寻乌、武平为分界线。上列诸城市及其附廓十里之外统归贵方管辖，线外贵军，尚祈令其移师反蒋。

二、立即恢复双方贸易之自由。

三、贵军目前及将来所辖境内，实现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反日及一切革命政治犯，切实实行武装民众。

四、即刻开始反蒋贼卖国及法西斯阴谋之政治活动，并切实做反日反蒋之各项军事准备。

五、请代购军火，并经门岭迅运输。

最后，朱德同志建议：“如蒙同意，尚希一面着手实行，一面派负责代表来瑞（金）共同协商作战计划。日内德当派员至门岭就近商谈。”

陈济棠收到朱德的信后，遂同意朱的建议，并密电相邀举行秘密军事会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