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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第1页）

毛泽东自渡过于都河踏上征途之后，秋风渐紧，秋雨报寒，再加上雨中的山路泥泞难行，吃饭又没有保证，他那大病未愈的身体越来越弱了。然而，每当他看到指战员抬着笨重的机器，带着“坛坛罐罐”，艰难地在山地中行军的时候，他不是无限悲哀地摇头，就是强忍着愤慨在叹气。

虽说中央红军在一个月的突围转移中，相对而言比较顺利地通过了第一、二、三道封锁线，可毛泽东作为军事战略家和天才指挥员清楚地知道：一旦蒋介石获悉了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目的和路线之后，他就会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调动全国的军事力量，给红军预伏设置一个又一个布袋阵，造成“请君入瓮”的态势。加之红军最高“三人团”又不懂得临机处置的作战原则，转移中的红军将厄运环生了。因此，他那未愈的病体又被这沉沉的心事压得更加虚弱不堪了！

毛泽东早已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在突围转移的过程中又没有具体的使命，可他依然保持着过去的传统：每到一地，他就要警卫员搜集报纸，探听敌人有关的军事调动与部署的情况，十分及时地掌握敌我双方的态势。与此同时，他还要警卫员为他找好办公桌——如果找不到也必须用门板搭一个临时的办公桌，上面放着他的公文包、马灯，还有打开的军用地图……简言之，他仍然像是一位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他如此而为的原因有二：一是关心红军未来命运的责任心驱使，再是为了思索如何才能改变红军被动挨打——并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办法。换言之，毛泽东是“不在其位，仍谋其政”。

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指战员似乎都在暗暗自问：“这是怎么了？”但是，在中央高层领导中不仅问“这是怎么了”？而且还在思索“怎么办”的除了毛泽东、张闻天以外，还有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

王稼祥，一九o六年生于安徽泾县厚岸村，早年在家乡读书，后受革命思想的影响，于一九二五年入上海大学附中部学习，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年十月下旬，离开上海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直至一九三o年二月。并于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他奉命回国，先后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红旗报》、《实话报》总编辑。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他同任弼时、顾作霖一起作为中央代表团赴中央苏区，先后出任中共苏区中央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等要职。他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由于他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负重伤，右腹中留有敌人的弹片，且一直没有取出，因此，他是被用担架抬着进行长征的！

王稼祥在苏联学习期间，与王明、博古、张闻天同属受共产国际远东局，尤其是米夫重视的中国留学生，足以看出他无论是在苏联学习期间，还是在他回到上海，乃至进入中央苏区的初期，他与洛甫一样同属于王明、博古教条宗派的成员。自然，也是坚定地执行所谓国际路线的中坚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王明路线的执行者。

但是，王稼祥和张闻天同志一样，其政治品格是优秀的。也就是说，他忠诚地拥护共产国际指示，积极地执行王明路线是思想认识问题，而不是那种借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往上爬的政客。所以，当他进入中央苏区，尤其是当了政治部主任之后，他通过残酷的战争实践认识了真理，就自觉地扬弃了他认为错误的东西。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不惧博古、李德等人手中的权力，敢于向这些原是同一战线的领导者或战友挑战。举例说：

诚如前文所述，毛泽东早在宁都会议之前，远在上海以博古为的中央曾多次主观地批评毛泽东的战略思想，而苏区中央局的多数同志又站在错误路线一边，数度与毛泽东生冲突。待到宁都会议期间，对毛泽东“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会上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上山主义”、“东北路线”，把毛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守株待兔”、“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义危险”等等。就常理而言，王稼祥应当站在博古的立场上，与中央局中执行错误路线的同志一道讨伐毛泽东。然而他在近两年的革命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正确的，因此，他反其道而行之，与周恩来、朱德一道反对解除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

再如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后，王稼祥曾为作战指挥上的问题和李德生过多次争论，王认为“御敌于国门之外”、“短促突击”是打不破敌人“围剿”的，“还是要采取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战法”。李德等一听这些意见均出自毛泽东之手，且毛也不止一次地向他们提出类似的建议，因此他们断然地否决了王稼祥的意见。结果，博古、李德顽固地坚持错误路线，使中央苏区和红军遭受重大损失，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

王稼祥虽然是坐着担架进行战略转移的，但他的头脑依然在思索两个问题：其一是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失败？其二是他认为这种大搬家式的战略转移是错误的，用他事后的话说：“当时情况又万分危急，我对局势非常焦虑。”怎么办？与他同行的有张闻天和毛泽东二人。在他的心目中，张闻天虽是多年的战友，且都受到博古、李德等不同的排挤，但张的长处偏于理论，而对军事是无太大兴趣的，他“想来想去只有向毛泽东同志表白自己的看法”。

对于王稼祥，毛泽东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他一直记住“王稼祥同志参加了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的战争。在当时，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任弼时、王稼祥赞助我们……那是相当困难的”。再者，他认为：“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毛作为一代战略大家，从历次失败中逐渐认识到：任何政治家都必须重视多数。换言之，真理最终会赢得人的支持，但一位政治家不注意，或不善于团结大多数，即便握有真理也会被当成谬误来批判。古田会议之前与陈毅等人的争论、宁都会议被罢官等等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而这对毛泽东而言无疑是最为沉痛的教训。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在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前夕，公开反对把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分散到各军团中去的决定是有意而为的。与此同时，张闻天、王稼祥，乃至于同意他们三人随中央纵队转移的周恩来都不一定知道毛的真意。这就是毛的高明处。换言之，如果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在长征前夕分散到各个军团去，遵义会议能否开成就成了问题。果然如斯，中国的历史将如何来写，也很可能变成了一个未知数！

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初期，虽然较为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但就其全局而言，它依然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继续。只要稍许有些战略远见的军事家——甚至是政治家都会出这样的自问：中央红军如何才能转危为安呢？这在毛泽东看来：一、必须改变最高“三人团”的错误军事路线；二、时刻关注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中出现的情况，谨防全军覆灭。同时，他十分清楚：要做到这两点都必须变换领导。眼下是非常时期，连召开一次较大型会议的可能都没有，像这种变换领导的大事是不可能解决的。他所能做的，就是总结失败的教训，使更多的同志认识错误指挥的本质与危害，借以形成变换领导所必需的多数。

红军战略转移的初期，从最高领导“三人团”到基层连队的指战员，几乎都是处于穷于应付的被动状态。然而却给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他们三人带来了相对自由的空间。那时，毛泽东、王稼祥经常是坐着担架行军，使得他们不仅有了集中思索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时间，而且也为他们创造了深入交谈的机会。也就是在彭德怀向最高“三人团”提出改变红军转移方向之前，王稼祥与毛泽东的交谈也越来越深入了。

“老毛，”那时的王稼祥一直如此亲切地称呼毛泽东，“你站在理论的高度，总结一下我们为什么会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

毛泽东清楚王稼祥的个性，那就是只承认真理的权威。再者，通过最近的交谈，他也了解到王稼祥陷入极大的苦闷中，想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得出一些规律性的结论，希冀进行战略转移的中央红军从失败中走向胜利！然而毛泽东又非常清楚王稼祥和张闻天一样，他们思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出点，是从军事路线方面找出原因。换句话说，他们反对的是博古、李德所执行的军事路线。

同时，毛泽东只和王稼祥、张闻天谈博古、李德等人执行错误的军事路线。由此，我们也看出了毛泽东是一位十分注重策略的大政治家。

今天，毛泽东听了王稼祥的问话之后，依然是按照上边的思路讲了他的看法。

先，毛泽东讲了第五次反“围剿”敌强我弱的态势之后，进而指出：在强敌使用碉堡和公路推进战略，逐渐达到蚕食中央苏区为目的的情势下，红军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就是敌求之不得的错误方针。为此，敌乘红军分兵之机，攻占了红军兵力薄弱的黎川。博古、李德等人不但不汲取教训，反而命令红军冒险进攻敌人重兵扼守的硝石等重镇，企图收复黎川。结果，这些冒险进攻不仅遭到重大伤亡，同时还把自己陷于被动地位。

接着，毛泽东讲了博古等人对福建事变的错误处置。这虽然是政治路线的错误，但毛却有意重点讲了随着福建人民政府的倒台，红军也丧失了粉碎第五次“围剿”有利的战机。此后，博古、李德等人由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命令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御，实行阵地战、堡垒战，并以“短促突击”支持这种消极防御。而广昌战役就是这一消极防御造成重大失败的典型战例。是年七月，敌人开始从六个方向向中央苏区起全面进攻，博古、李德等人又命令红军“分兵把守”、“全线抵御”、“六路分兵”等予以抵御，结果是：节节抵御变成了节节败退。最后，毛泽东感慨地做了总结，大意谓：

“到打了一年之久的时候，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消灭之。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王稼祥对毛泽东的分析是口服心服的。当然，他也知道毛泽东在红军战略转移前夕曾向最高“三人团”做过上述建议，但未被采用。因此，他在敬服毛泽东军事才能的同时，也越清楚地认识到博古、李德等人在军事指挥上错在何处了。

“简单地说，”毛泽东有些愤慨地说道，“博古、李德他们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开始犯了冒险主义，继之是犯了保守主义，而所谓进行战略转移又是犯了逃跑主义。你看，给他们戴这样三顶帽子合不合适？”

“合适，合适！”王稼祥赞成地说道。

是日夜，正当毛泽东与王稼祥坐在各自的担架上，深入地探究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的时候，张闻天打马赶回了他们三人号在一起的临时住处。王稼祥一见张闻天那布满阴云的表情，十分认真地说道：

“洛甫，先把那些不高兴的事情放在一边，听老毛讲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失败的？中央红军又为什么走到了今天？”

“稼祥同志说的不对，”毛泽东看了看张闻天那蹙着眉头的样子，补充道，“准确地说，是我们一道在找原因。我说的也包含着洛甫同志的一些思考。”

“那我们三人就接着往下谈吧！”王稼祥或许太想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得出结论来了，他急切地说道。

“不行，不行！”张闻天一边摆手一边说，“现在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我们三人商议。”

“不可能，不可能……”王稼祥十分认真地说，“我和老毛谈的事是纲，其他的事是目……”

“可在特定的条件下，有时目比纲还要重要。”张闻天作为理论家，在任何情况下都维护理论的正确性，“眼下，我们三人必须暂时放弃探讨纲这件大事，集中时间先议一议非常重要的有关目的问题。”

毛泽东很是欣赏张闻天这种不无学究气的个性。另外，他清楚这位具有很高深的理论素养的张闻天，在一般的情况下是不会强人所难的。因此，他就像是一位和事佬似的开玩笑说：

“我是赞成纲举目张的。既然党的理论家认为眼下的目比纲重要，那我们三人就权且弃纲抓目。”

“好，就按老毛说的办。”王稼祥也只好少数服从多数。

接着，张闻天表情严峻地说出：他作为政治局常委，刚刚参加了由最高“三人团”召开的敌情通报会。在会上，他不仅获悉蒋介石已经部署五路大军在湘江东岸追堵中央红军的作战计划，而且还知道了何键与薛岳正在衡阳加紧落实蒋氏的这一追堵计划。最后，他分外沉重地说道：

“我虽然不是军事家，但避实就虚的原则，是弱者对强者作战所必须遵循的，这点我还是清楚的。为此，我对中央红军继续沿着红六军团转移的路线强渡湘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最高‘三人团’的意见呢？”王稼祥迫不及待地问道。

“他们当然不会听我的意见！”张闻天边说边取出两份油印的材料，“你们看吧，这是十四日《红星报》上的文章《我们在反击中的胜利》；它和盘托出了最高‘三人团’对目前形势的估计，以及下一步红军进行转移的战略部署。”

毛泽东与王稼祥一人接过一份《红星报》，二人围在昏黄的马灯两边用心地看起来。虽说笔者标明是讨论提纲，但他却以权威的口吻说明：“自从我们渡过于都河开始反攻以来，我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这些胜利一方面表现出蒋介石、陈济棠、何键的堡垒政策，不能阻止或限制我们红军的活动与苏维埃革命的展；另方面表现出转移地区争取有利条件同敌人决战的党的决定的正确。”同时还指出：我们的突围转移行动，“逼使蒋介石从进攻中央苏区的部队中调动九个师两个旅”，“陈济棠从进攻中央苏区的部队中调出三个师一个旅，何键从进攻湘鄂赣苏区的部队中调出三个师，从进攻湘赣的部队中抽出四个师来阻拦、追击或袭击我们，这表示出我们突破封锁线的行动，不但是为了取得有利条件同敌人决战，不但是为了创建新苏区，而且也是为了保卫我们原有的中央苏区，保卫我们的湘鄂赣与湘赣苏区”。所以，“我们必须继续前进……必须同一切对于我们目前的行动表示怀疑，在前进中所生的困难面前表示投降无办法，悲观失望，以及逃跑开小差甚至个别投敌的现象，做坚决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