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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第2页）

熊式辉此刻有着说不出的兴奋，遂又说道：

“我还要在筹办县政人员训练班的基础上选贤任能，把那些不称职的所谓父母官打回家。”

对此，蒋介石没有表态，反而做出了沉思的表情。

熊式辉从蒋介石的表情中感到自己言多有失了！他深切地知道蒋介石最怕属下搞独立王国，而自己不仅是江西人，而且还任江西省主席，如果再由自己出面选任县长，未来的江西就姓熊不姓蒋了！换言之，他在蒋介石的面前犯了大忌。怎么办？他灵机一动，又急忙补充道：

“我设想中的选贤任能，一是制定出为委座所钦准的政治标准，再是由委座核定的选贤班子。一句话：要杜绝任人唯亲，坚决倡导委座谆谆教诲的任人唯贤的政策。”

蒋介石听后的感觉生了改变，当即微微地点了点头，似乎是在说：“这就对了嘛！”就这样，蒋介石全部核准了熊式辉的计划。

但是，熊式辉说归说，办归办，他打着蒋介石的旗号，贩卖的却是他熊式辉的思想，选的县级干部也是地道的熊记的嫡系，为他治赣十年不仅打下了理论基础，而且也选配好了一整套的班子。

熊式辉的确是一位很会为官的老政客，他为了迎合蒋介石的独裁心理，集古今中夕随神运动之大成，把江西省值得炫耀的事情都和蒋介石联系起来，把一些官场、政坛司空见惯的腐败现象，都说成是与蒋介石的思想相悖逆。他为了博得蒋介石的宠信，还将南昌的得胜路加以扩充、修整，改名为“中正路”；为捞取民意资本，拨款建赣江大桥，并提前命名为“中正桥”；创办一所大学，登报命名为“中正大学”……甚至建造一座礼堂也起名叫“中正堂”！与此同时，他还在南昌、庐山为蒋介石大兴土木，建造了官邸和别墅。可笑的是，为了所谓保证质量，他亲自充任这些重点工程的总管，任命警察局长为总监工。熊如此而为的目的达到了，但也被官场同仁讥为“最会抬轿子的人”！自然，他就像古今中外“抬轿子的人”那样，是为了自己“坐轿子”！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熊式辉这样做的结果，的确给留在江西的红军带来极大的困难。同时，一大批中共优秀干部如瞿秋白、何叔衡、毛泽覃……相继惨死在他们的屠刀下。

蒋介石在感到江西已无后顾之忧后，又在关注湘江大战的同时，把目光投向了四川。诚如前文所述，这时红四方面军在打败川军刘湘所部之后，在川北、川西北得到了很大的展。一旦中央红军渡湘江西去之后，一是与湘西的红六军团、红三军会师，创建湘黔川根据地；再是经贵州、云南去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在中央军控制不到的四川得以展。蒋氏每每想到第二种结果，他就条件反射似的想到两句古话：“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难平。”到那时，中央不仅难以驾驭川局，再派重兵“剿共”就更难于上青天了！怎么办？他唯有采取“以夷制夷”的治国之策，调四川王刘湘出川，借商谈“剿共”之事，可否收“图川”之利？

刘湘，字甫澄，于一八九o年生于四川大邑县安仁镇。早年在家就读，后投笔从戎，于一九o八年考入四川陆军成学堂。毕业后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后在四川军阀混战中不断上升，由旅长、师长而军长，待到一九二一年七月被推为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省长。尔后，又和西南地方实力派熊克武等人角逐四川的地盘；接着又与川中的地头蛇杨森、刘文辉等人大战不休；最后，他在平定蜀境中的各路诸侯之后，又于一九三四年把握有重兵的叔父刘文辉逐出四川，遂自任四川省主席。

与此同时，刘湘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出任“四川剿匪总司令”职，向川陕革命根据地动六路围攻，声言“三个月内全部肃清”川北红军。结果，一败再败，待到中央红军突围的前夕——九月，红四方面军大败刘湘于川北，使刘损兵折将六万余人，遂以“川中‘剿匪’军事困难”为由通电辞职。

刘湘一生从未出川，自然也未和蒋介石谋面。但是，他在十多年的新旧军阀混战中却与蒋氏“神交”已久了。无论是争当孙中山先生嫡传弟子的汪精卫、胡汉民，还是老把兄冯玉祥与老把弟张学良，都相继由亲而疏，最后败在他蒋氏的门下。至于粤系陈济棠，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三晋太上皇阎锡山等等，吃蒋氏的苦头则更是一言难尽了！幸喜的是由于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再加之他刘湘巧妙应对，使得蒋氏的图川计划屡屡受挫。而今，正当他刘湘新败于红四方面军之际，蒋某人突然电相邀，请他刘湘“到南京面商一切”，其真实目的是什么呢？为此，刘湘在住宅召集高级幕僚开会，密议对策。

一部分幕僚认为：蒋介石看准了蜀地的难处，他借口帮着刘湘“剿共”，把中央军派进四川，进而达到图川的目的。结论：蒋介石电邀之举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一部分幕僚认为：由于红军在蜀地迅猛展，刘湘的日子不好过是实，可是和蒋介石那难过的日子相比，则是小巫见大巫。时下，在江西的中央红军猝然突围，使得他费时一年的第五次“围剿”功败垂成。如与萧克、贺龙所部或徐向前所部会师，他若想进军西南各省“剿共”就难上加难。结论：蒋介石电邀刘湘东下南京，是为了协调中央与四川的关系，携手“剿共”。

大多数幕僚认为：上述两种意见兼而有之。

最后，刘湘综合高级幕僚的意见，认为出川可进一步探清蒋介石的虚实，为走好下一步棋打下坚固的基础。为此，决定复职的同时电告蒋介石：近期出川，东下南京，晋见蒋委员长。

刘湘一生的所谓信仰，都是确保他当蜀地之王的手段。但唯有迷信狐仙与鬼神那才是真的。时人都知道，他的军师是刘半仙，出征打仗之前，都要请刘半仙占卜问天。如今，他决定去南京面见一代枭雄蒋介石了，是吉还是凶，心里没有底，遂于万籁俱寂的子夜时刻，点上一炷高香，由军师刘半仙问天一决行止。结果，刘半仙装疯卖傻地说了八个字：

“吉在祸中，见吉行事。”

刘半仙由仙“还原”成俗人之后，复又对这八个字进行了诠译，大意谓：今去南京是吉，但藏于祸中；为了避祸择吉，一定要看见吉的征兆再行事。另外，吉与机是谐音，因此，见吉行事也还有见机行事之意尔！

接着，刘湘由重庆返回成都，召开“成都剿匪会议”，说明辞职经过，并宣布近期将“东下谒蒋委员长”。自然，为提高自己的身价，还通电全国，应蒋委员长之请，即刻复职。

刘湘为什么不立即“东下谒蒋委员长”呢？他的军师刘半仙指点说：

“甫公，立即东下谒蒋委员长的时机尚不成熟，还要等到大吉大利的机会到了再动身。”

“也就是说，此时动身，不合见吉行事的天意，对吧？”

“对，对！”刘半仙从旁指点迷津，“等蒋某人到了再请甫公东下的时候方可动身。”

也就是到了中央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前后，刘半仙认为蒋介石的封锁计划一定失败，遂选了一个黄道吉日十一月十三日请刘湘东下南京。行前又大包大揽地说：

“甫公出行占天时，大吉大利！”

但是，这是刘湘生平第一次离开自己四川的一亩三分地，心中不免有些忐忑不安；另外，他面见的对手不是年轻气盛的周郎，而是谋略在胸的曹阿瞒式的权术家蒋介石，因此他暗暗告诫自己：“要比当年诸葛下东吴时还要谨慎百倍才是！”为此，他特电驻南京的使臣邓汉祥来武汉面商对策。但是，出他所料的是，蒋氏为了表示礼贤下士，或曰对刘湘借重之意，蒋氏的谋臣、策士张群也同时赶到武汉机场迎接。

张群，字岳军，于一八八八年生于四川华阳。早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并于一九o八年保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军。在这期间与蒋介石相识，为今后成为蒋家王朝的重臣打下了基础。之后，他随着蒋介石的升迁而升迁，待到蒋介石动第五次“围剿”的时候，他已就任湖北省主席；待到刘湘出川的前夕，他又改任湖北省保安司令。在蒋介石的这盘棋上，张群是他早已安好的图川棋子。为此，川人，尤其是刘湘对这位川籍的新政学系的资深政客是防一手的。这对张群而言也不是什么秘密，双方都心照不宣罢了！所以，无论张群做出何等姿态，刘湘都不会当真，仅仅是虚与委蛇而已。令刘湘惊诧不已的是，张群奉蒋介石之命早已备好了东下南京的轮船，从机场用专车又把刘湘送上轮船，由张亲自陪同刘湘去南京。沿途张又以百倍的热情陪伴其侧，与刘湘大谈其乡情和乡谊，搞得刘湘冷也不是，热也不是，只能陪着打哈哈——还要于打哈哈中分外留心，谨防被张群把自己的底牌偷去。因此，刘湘一路上很是不开心，想单独与属下邓汉祥面商对策也就不那么方便了。

是日深夜，张群终于回到自己的舱位入睡了，邓汉祥悄然地来到刘湘的下榻处。刘湘迫不及待地问道：

“你看这次委员长约我来南京，究竟要谈些啥子问题？”

邓汉祥是刘湘派到蒋介石身边的耳目，自然清楚南京的情况。他先谈了中央红军业已突破第三道封锁线，蒋介石正在部署第四道封锁线的内情之后，方才言归正传：

“基于这样的形势，据我估计，委员长见了你必然大讲中央要借重你，甚至许以加强你的权力，提高你的地位。但目的是要你剿灭四川共匪的同时，还要协助中央阻止江西红军入川。等你和共军打得两败俱伤之际，他再借口派兵入川，以期达到不战而图川的目的。”

“这么说来，我的麻烦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