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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1页）

中央红军主动撤离遵义向黔北挺进中，毛泽东作为周恩来的军事上的帮助者，与周等中央领导同志结伴北行，随时筹划与应对瞬息万变的军机大事。

读者一定还记得：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第一个提出请毛泽东出山，重新指挥红军的建议之后，朱德、聂荣臻、李富春等相继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其中“周恩来在言中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他的倡议得到多数人的支持”。然而，遵义会议的决定却是：“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即使到了中央政治局讨论常委分工的会议上，结果仍“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上帮助者”。形成这些决定的经过和原因，截至目前为止，所有当事人都未谈及，也没留下任何文字史料。

笔者认为：周恩来“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的行动”是出于公心的。这是因为周恩来从红军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中，看到了博古、李德等在军事路线方面犯了严重的错误。同时，他不仅有勇气正视自己在此过程中所犯的错误，而且还敢于与执行错误路线的最高“三人团”决裂，大胆支持受到长期排挤的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促成了通道、黎平、猴场三次重要会议的召开，并为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铺平了道路。另外，他从长期的战争实践中，逐步认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正确的。同时，他也看到了“中央的很多同志都站在毛主席方面”，并把“使中国革命在惊涛骇浪中得以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希望，寄托在毛泽东的身上。他作为一名“立党为公”、“相忍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主动“让贤”是很自然的。

毛泽东的人格魅力在于：他光明磊落，绝不向所谓的强权、错误低头。在他的身上，不仅体现出共产党人为真理而斗争的高贵品质，而且还集纳着中国，尤其是楚文化孕育出的政治家重气节、文化人重名节的风范与传统。从他推崇屈子的赋到赞扬蹈海殉节的陈天华以及谭嗣同等，我们都会从中看出某些相承的脉系。也正是在这种精神的主导下，使他早期宁可受处分，也绝不当“八面美人”；使他晚年敢于与赫鲁晓夫决裂，表现出“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的雄风。但是，当“他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经历了长时间的被孤立的痛苦的磨炼，使他深切地领悟到团结大多数的极端重要性”。正因如此，他与博古、李德等人的斗争方式生了变化，看到了“如果拿起旗帜干，党内搞分裂了，自己打起来了，那不更容易被敌人消灭”？因而，采取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办法。就是到了湘江血战之后，面对失败的局面，最高“三人团”已经束手无策，他还是“在中央领导层中一个一个地做工作，让正确的意见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一步一步地“实现了遵义会议的巨大转折”。对此，贺子珍曾这样说过：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

诚如前文所述，毛泽东不仅看到了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后所犯的错误，同时也看到了周恩来那种从不诿过于人、勇于承担责任的品格。更重要的是，毛还看到了周在党内和军内的威信，以及周那种任劳任怨且有着他人所没有的组织能力。换言之，毛认识到周所具备的政治品格与道德品格，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无形的凝聚力，把存有不同歧见的领导人团结在一起，共同渡过中国革命最为困难的时期。因此，周恩来有着他人难以替代的工作能力。时下，遵义会议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由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解决党中央的路线问题，而且受到共产国际信任的博古等同志，还有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不仅对毛泽东有着难以消除的成见，而且还明确表示不赞成毛泽东的批评。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从斗争策略出，还是为了中国革命的长远利益，毛泽东作为政治家是会同意自己做周恩来的助手的。

对此，周恩来作为政治家心里也是明白的。他曾经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说过这样一段话：“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路线错误……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伟大转折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取得了领导地位，真正取得了领导地位。”另外，周恩来清楚博古、李德，当然也有他，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犯了路线错误，但他更清楚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只提军事路线错误是一种高明的斗争策略。对此，他曾讲过这样一段话：

毛主席的办法是采取逐步的改正，先从军事路线解决，批判了反五次“围剿”以来的作战的错误：开始是冒险主义，然后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这样就容易说服人。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暂时会有保留，反而阻碍党的前进。

因此，周恩来接受党中央的委托：“仍由最高军事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并赞成中央政治局的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也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结果。对此，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都是心照不宣的。也正因为毛泽东与周恩来有着这样博大的政治家的胸怀，在以后长征路上的合作，从军事指挥到政治方向都是十分默契的。

或许是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吃够了所谓路线斗争的苦头，因此，遵义会议的新的中央，坚决反对过去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对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包括博古、凯丰等拒不承认路线错误的代表人物，一律采取既严肃批评、又热情团结的态度。同时，对于以前受到错误打击的同志，毛泽东力主平反，且越快越彻底越好。因此，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后，一大批“受错误路线打击的人，也逐渐得到了‘赦免’”。其中，曾和毛泽东一同工作过的罗明写下了如下这段话：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指示要起用受王明路线打击的干部。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通知刘晓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我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

博古等人把罗明打成“罗明路线”，实质上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之举，其根本目的是彻底把毛泽东打倒。因此，一大批毛泽东的拥护者被打成了“罗明路线”的执行者。受迫害最严重的莫过于邓小平、萧劲光等同志了。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在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支持下，邓小平已被委任为中共中央秘书长。遵义会议召开之后，周恩来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立即对被诬陷为“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而被开除党籍、军籍判刑五年的萧劲光同志宣布道：“会议认为，你的问题过去搞错了，取消了对你的处分，决定恢复你的党籍、军籍，中央还考虑要重新安排你的工作。”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这就是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在言中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他的倡议得到多数的支持”。结果，“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的主要原因。

毛泽东是最负盛名的战略家，也是蒋介石军事集团最为害怕的军事家。但是，自从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已经有三年多的时间没有直接参与军事指挥了。因此，当他重新回到指挥岗位——虽然“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他的心情是一般人所难以理解的。这是因为他深切地知道：红军中的绝大多数指战员把转危为安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同时博古等少数同志还持冷眼相观的态度。其中，凯丰还公然地说道：“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吧！”如果说古今中外的军事家都分外重视初战必胜的话，毛泽东就更格外看重他出山后的“亮相”之战了！为此，他在行军中与周恩来等人于元月二十日草拟了《渡江作战计划》。该计划在分析了敌我态势之后，提出的作战方针为：

我野战军目前的基本方针，在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来钳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

根据该作战方针，又较详细地规定了中央红军如下的作战任务：

一、由松坎、桐梓、遵义地区迅转移到赤水、土城及其附近地域，渡过赤水，夺取蓝田坝、大渡口、江安之线的各渡河点，以便迅渡江。

二、消灭和驱逐阻我前进的黔敌与川敌，尽力迟滞及脱离尾随与侧击之敌。

三、在尾随之敌紧逼我后而我渡赤水与渡长江生极大困难，不能迅渡河时，则应集结兵力突击尾追之敌，消灭其一部或多部。

四、在沿长江为川敌所阻，不能渡江时，我野战军应暂留于川南地域进行战斗，并准备渡过金沙江，经叙州上游渡河。

为了确保作战方针的实施，并在给中央红军规定了具体的作战任务的前提下，又明确规定了如下的战术要点：

a渡江要夺取先机，各纵队均应迅秘密的行动达到目的地域，每日行程约六十里左右，必要时则以急行军赶到目的地。

B须有充分的战斗准备，以迅和包围手段，坚决消灭阻我之敌，当其溃退时，应乘胜急追，夺取前进的要隘及渡河点。

c对尾追之敌应使用少数得力部队（约一团兵力左右）进行运动防御，并向敌前面游击，以阻止敌人前进，而主力则应迅脱离敌人。对侧击之敌应以少数部队掩护，而主力则应迅脱离敌人，勿为敌人所抑留。

d当我必要与尾追或侧击之敌进行战斗时，则应集结主力进行消灭敌人的进攻战斗，不应以防御战斗等待敌人来攻。

e夺取和控制长江各渡河点，为实施此计划之最后关键，我先遣兵团应以秘密迅勇敢坚决的行动，实行最大机动，先要派遣得力便衣队夺取沿河船只，以便能以得力部队迅渡河，占领和控制两岸各渡河点，掩护渡船……

我们从以上《渡江作战计划》所确定的作战方针、作战任务以及战术要点可以看出，毛泽东与周恩来力争改变博古、李德等所倡行的正规战，使用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完成北渡长江的战略行动。同时，我们还可从字里行间看出毛、周——主要是毛在用兵时的慎重态度。该计划不仅在作战任务中规定了红军的进退，而且在战术中对可能生的不测事件还作了科学的评估，并预先设想出了应变措施。这的确反映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之后的一种特殊的心态。

毛泽东与周恩来为了确保北渡长江的成功，要求红二、六军团“以一部展咸丰、来凤、宣恩、恩施地域的游击运动，以便造成深入川东活动威胁敌人长江下游水路交通的有利条件，钳制和分散蒋敌新的围攻兵力，而配合我野战军及四方面军来争取四川赤化”。在电告红四方面军予以配合的详细战略措施之后，明令指示：“在我军入川，刘湘已无对你们进攻的可能，你们若进攻刘敌，亦少胜利把握，与我军配合作战距离较远，苏区展方向亦较不利……故要求你们宜迅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

接着，我中央红军以三路纵队向赤水方向前进。我右路纵队红一军团于元月二十四日进抵土城，因黔敌刘翰吾部已成惊弓之鸟，闻风即弃城逃窜，我红一军团不战而占土城。同一天，红九军团进抵东皇殿。红一军团继续北进，为全军打开进军川南的通道，并很快形成对赤水县城的包围之势。而红九军团经太平场、长嵌沟前往官渡，意在占领合江县城；我左路纵队红三军团在完成殿后任务之后，以急行军的度于元月二十七日进抵土城。

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等负责同志随军委纵队经桐梓，于元月二十五日进抵东皇殿。也就是在这期间获悉，刘湘为坚阻中央红军渡过长江派部南下，其先头部队已进至温水，与红军相距只有一天的路程。毛泽东在由东皇殿向土城行进之中，有意边走边察看地形，现两边都是山谷地带，如果敌人孤军深入，进到土城以东的屋基坝、黄金湾一线，我军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利用两边山谷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势，合围歼灭敌人。

元月二十七日，毛泽东等随中央纵队进驻土城。这时，我有关情报部门截获的消息是：“从温水向我尾追之郭勋祺部三个团（一说四个团）约六千余人，正向土城方向前进”。且必经“土城以东的屋基坝、黄金湾一线”。这时，如能利用有利的地形设伏，出奇兵打一个漂亮的歼灭战，不仅对红军的士气是一个鼓舞，而且对阻我红军北上的川军也是一个下马威。因此，毛泽东提出在土城以东起土城战役。总部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召集了会议，与会者一致同意，并下达了作战指示：“命令在土城镇以北的红二师翌日继续北上，同先头已抵旺隆场之红一师相继夺取赤水城；以三军团之三个师，占领土城东北五公里之杨柳庄一线南面高地，以五军团两个师占领青岗坡至一碗水一线北面高地，从南北夹击而歼灭郭（勋祺）部；干部团在土城以东两公里之白马庄作预备队。”或许是总部长都看到了土城战役的重要性，“为了打好这一仗，朱德总司令亲临三军团四师指挥，刘伯承总参谋长到五军团督战”。与此同时，毛泽东还表了如下这段讲话：

“现在敌人有几路来追击我们，但不是一下子能消灭的。我们吃东西要一口一口地吃，先吃少的，后吃多的，胃口太大了，想一口是吃不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