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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1页）

就在中央红军再克遵义前后的七天中，蒋介石的日子实在是不好过极了！

先，由于日本侵吞长城以南我大好河山的野心日渐暴露，平津保各界人士强烈要求抗日救国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公然大骂蒋介石派往北平的最高长官何应钦。何担心爱国师生再演当代“痛打卖国贼章宗祥”的戏剧，吓得悄然溜回南京，不敢返回北平任事。恰在这时，日本驻北平总领事借口滋事，要求南京政府派人北上谈判。因此，蒋介石在亲信面前大骂何应钦：“怕死就不要穿军服！”但是，当晏道刚向他委婉建议“做出处置，稳定一下华北局面”时，蒋介石听后生气地说：

“拿什么处置？抽部队去？你看抽什么部队到华北去和日本顶？共军把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消耗了，拿什么打日本？”

与此同时，蒋介石为安抚刚刚由国外归来的张学良，于二月十六曰布命令：撤销南昌行营，组建武昌行营。按预先排好的日程，三月一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正式成立，他作为委员长必须莅临出席，向中外宣布张学良就任武昌行营主任、杨永泰任秘书长、钱大钧任参谋长。事有凑巧，他刚在成立大会上讲完武昌行营的三大任务：“剿匪”、“禁烟”、“推行新生活运动”之后，就收到了薛岳兵败遵义、乌江的报告，他惊得好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来。待到他的神志完全恢复之后，又大骂不止，当即电严责薛岳指挥无能，并称这次失败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接着，蒋介石又收到薛岳“听候处理，同时也自请处分，以求蒋介石的宽恕”的电文。由于薛岳所部是属于陈诚的派系，蒋氏当即召来陈诚，要陈与晏道刚于三月二日陪同飞赴重庆，住在四川袍哥老大又是川将范绍增（绰号范哈哈）的宅邸范庄。

陈诚是绝顶聪明的。有人说他与其说是军事家，倒还不如说他是政治家。或许是他有着非同一般军事将领的政治头脑，格外得到蒋介石的青睐。每逢蒋介石外出或约见，他就清楚是蒋校长有难事相咨询，因此，他的内心总是有点洋洋自得的感觉。但是，这次蒋介石邀他重庆之行，他的内心却忐忑不安，因为他知道担任“追剿”军总指挥的薛岳是他信任的将领，蒋氏欲要惩处这个败军之将，是一定要征求他的意见的。

陈诚是十分熟悉蒋介石的治军方略的，并对蒋氏所倡导并执行的“连坐法”是很惧怕的。

所谓“连坐法”，是始于黄埔时代的一种严厉的军纪处置，或曰是对军队的一种最为严格的节制。按其规定：“如一班同退，只杀班长。一排同退，只杀排长。一连同退，只杀连长……一师同退，只杀师长。”按照这“连坐法”的规定，吴奇伟、王家烈，乃至于薛岳都难辞其罪。陈诚慑于蒋介石的淫威，不能不装出一副照军法行事的样子；但是就其内心而言，他还是要竭尽全力保薛岳的，这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保薛岳的同时也是为了自保——免得授何应钦等派系以柄，成为攻讦的材料。为此，他早已想好了保薛岳的“台词”：一、利用“薛岳为了掩饰败绩，特将伤亡损失的数字减少”的报告，竭力为薛岳及其属下开脱，以免受到“连坐法”的制裁；二、把一切失败的责任推到王家烈的身上，为蒋介石拿掉王家烈制造舆论。

也就在陈诚为薛岳等开脱之时，蒋介石又收到了王家烈（关于丢失遵义经过）的长电。王氏虽未敢说吴奇伟半个不字，但蒋氏从中看到了薛岳指挥无能。为稳定败军的情绪，蒋介石于三月三日下了《关于统一指挥驻川黔各军的手令》：

本委员长已进驻重庆。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的命令，不得擅自进退，务期共同一致完成使命。仰各通令所属遵照。

中正手令江渝印

蒋介石一统军权，也就是在下达手令这一天，蒋就相继签了四通电文：为防中央红军回师黔东，再渡乌江，与湘西的红二、六军团会合，给何键的《关于急调第五十三师沿乌江布防》的电文，《关于收复遵义部署》给刘湘、薛岳的电文，《关于在乌江以西、黔巴大道围歼中央红军的部署》，《关于以风冈、湄潭为目标截击中央红军》给薛岳、吴奇伟的电文等，足以看出他当时焦灼的心态。其中，他尚未搞清敌我双方的态势，竟然下达了要求收复遵义的电令：

一、郭指挥勋祺率所部三旅，并指挥现在桐梓之黔军，限鱼日集中于大溪里、排居坊附近后，即向遵义城东北地区进攻。

二、周（浑元）纵队限鱼日集中枫香园、鸭溪口一带，即向遵义城西南地区进攻。

三、吴（奇伟）纵队仍在茶山渡至乌江城一带取攻势防御，其主力应集结茶山渡附近；另派一部向鸭溪口、枫香园，与周纵队切取联络，准备对匪无论窜向何方，不失时机取直径堵剿。

四、遵办情形，随时具报！

中正（三月三日）

我们暂不分析这通电报正确与否，以及它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但从这通电文可知：蒋介石不仅对再失遵义没有找出原因，而且对红军未来的动向以及所采取的战略措施，均无具体而又明确的建议，仅仅是命令所部立即收复遵义。因此，遵义四周的敌人遵命仓促部署，频频调动，未和中央红军生接触。

但是，未经两天，蒋介石就从失败的情绪中镇定下来。他认为遵义之战失败的原因是：“此次遵义之役，乃匪取攻势，彼乘击破黔军之势，立于主动地位，得其各个击破之机。而我军准备未能充分，敌情亦未详晰，茫然应战，是立于被动地位，故致失败。”为此，他向薛岳部连以上军官出训令：“凡于敌军取攻势，我军准备未完之时，必以撤至预备阵地，虽取守势，亦立于主动地位……总之，无论进退，皆有主动之地位，非必以退为被动也。我军以后追剿，无论大小部队之动作，皆有充分时间之准备，时时可立于主动与攻势地位。”

与此同时，他想到了毛泽东于遵义会议之后重掌兵权，这在他看来，又在黔、滇、川再次形成了他与毛泽东的对垒局面——以他指挥的强大的国民党军队“围剿”毛泽东指挥的弱小的中央红军。当他想到当年在江西惨败的历史，遂有着一种“灭此朝食”的复仇心理。然而当他想到“围剿”失败的原因，又禁不住地生出一种不寒而栗的特殊心态。他为了汲取昔日失败的教训，或者说是不要在他刚刚出山之际就又打败仗，思之良久，遂亲笔给薛岳写了一封信，其中写道：

毛既已当权，今后对共军作战，务加谨慎从事，处处立于不败之地；勤修碉堡、稳扎稳打，以对付飘忽无定的流寇，至为重要。

再者，他通过各种渠道——包括空军每日的空中侦察，尚摸不清已经进入遵义的毛泽东做何打算。为此，他一边研究有关的情报，一边与陈诚、晏道刚等随侍商讨对策。他们研究的结果为：“察其企图，不外以下两种：甲、放弃遵义，仍向西窜，求达原来目的；乙、先求与我周（浑元）纵队决战，然后再向南对贵阳压迫。”但是，在未最终确定毛泽东的动向之前，蒋氏决定暂取攻势防御，并于三月五日给薛岳、周浑元了《于暂取攻势防御》的电文：

一、吴（奇伟）纵队明日仍在乌江南岸，暂秘其行动，一俟匪情明，如匪果向西窜，则吴纵队主力用最快行动，星夜兼程，即向黔西西南地区挺进，不得延误片刻；若匪果与我周纵队在枫香园附近接触或对峙时，这吴纵队亦用最方法，渡江北岸猛进，寻匪侧背围剿之。

二、周（浑元）纵队明日决在长干山附近集中，并构筑强固工事，暂取攻势防御。如匪不敢向我进攻，仍在枫香园停止，则我军可逐步前进。先诱其来攻，然后双方夹击之。否则，匪如向黔西窜去，则周纵队亦应取最行动，向黔西之西北地区兜剿。

三、周、吴两纵队，自接此电时，应即多组别动队，以一排或一连为组，向黔西之西北与西南地区活动，并沿途埋伏截击。其沿途各地点，应由各纵队指挥详细规定，尤应注重夜间行军与夜间袭击，为要。

蒋介石坐镇山城重庆，为部署新的“追剿”中央红军事绞尽脑汁。他最关心的是毛泽东在想什么。因此，他每每接到电话或电报以后，就几近习惯地脱口而出：

“有毛泽东的消息吗？”

是啊！毛泽东随军委纵队进入遵义之后，他与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做些什么呢？

诚如前文所述，再克遵义大捷“是我中央红军从反攻以来空前的胜利，也是反对五次‘围剿’以来一年半中空前的大胜利”。因而，中央红军进入遵义之后，都怀着异常激动的心情庆祝这空前的大胜利！

遵义，在毛泽东的政治、军事生涯中，都是一座极为重要的里程碑。因此，他不仅会为二进遵义所激动，而且还会自然而然地想起“遵义会议”。多年之后，他曾对自己的爱女李敏说过如下这段话：

有一次爸爸给我讲起遵义会议时，他说：那时，你妈妈等我等了好久。当我回到房里还未坐定她就问。我想给她卖个关子吧，可我的心里也高兴，总也绷不住。人一高兴，话就多起来。我背着手在房里踱着步，慢慢地说：“这个会议，大家都觉得我这个菩萨又有用了，把我抬出来，承蒙大家捧场，选我进中央政治局常委。大家看得起我老毛，认为还是有一点本事。惭愧，惭愧！进入中央领导层，滥竽充数而已。不过我也没有谦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

“会开完啦，你怎么样？”爸爸笑笑答道：“不错，今后有言权了。”这寥寥数语，在妈妈的脑海中却掀起了狂涛巨浪，一颗悬到嗓子眼的心，总算是落位了。

在这欢呼胜利的喜庆日子里，有一位个头不高，却显得十分硬朗的红军女干部，手里提着一瓶茅台酒，快步走在遵义的大街上。她就是刘英。

刘英自长征以来，很少有机会见到她所敬仰的老乡兼老上司毛泽东。当她听了遵义会议的传达并获知毛泽东重新指挥红军的消息之后，内心真是高兴极了！中央红军再克遵义并庆祝胜利的时候，有几位红军女干部知道刘英认识毛泽东，遂凑钱买了一瓶茅台酒，请刘英转送给毛泽东，祝福毛领导红军打更多的胜仗。就这样，刘英健步如飞地向毛泽东的临时下榻处走来。

不巧，毛泽东吃过早饭之后就开会去了，住处只有快要分娩的贺子珍。刘英把手里的茅台酒往桌上一放，说道：

“那这瓶酒就交给你吧！”

贺子珍望着这瓶茅台酒感到有些惊奇，忙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