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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2页）

刘伯承知道锦囊妙计就是毛泽东告诫他过彝族区的那段话，遂沉重地点了点头。接着，他又提出智取会理北面第一座城池德昌的计划：是时守德昌的是川康边防军第十六旅旅长许剑霜，所辖三个团扼守丰站营、八斗冲一带隘口，阻截中央红军前进。接着，刘伯承指出：许剑霜旅长是他当年领导顺泸起义时的属下团长，一度还参加过共产党。为此，他希望写一封亲笔信送往德昌，借与许剑霜叙旧，向许借道。毛泽东听后大加赞赏地说道：

“好，好！中国的旧军人是重义字的。如果我们的先行官能用义字借道，那可是上上策。”

刘伯承当即写了一封亲笔信，派人先行送进德昌，亲交至许剑霜旅长的手里，借“追述旧谊，晓以大义，促其勿与红军为敌，使蒋介石坐收渔利”。许剑霜收到刘伯承的信后，自然是感慨万端了！他沉思良久，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之计，他当即“派亲信副官将原信（刘伯承的信）送往西昌川康边防司令刘元璋处，主张给红军让路。刘元璋未置可否，许剑霜认为是默许，于十六日黄昏，在丰站营、八斗冲一带隘口略示抵抗，即下令撤退”。就这样，刘伯承亲率先遣部队——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于十七日晨三时占领德昌。

刘伯承率先遣部队在德昌稍事休息，又向北面的西昌挺进。也就是在这时，他又听说川康边防司令刘元璋为加强西昌的防守力量，调当地的彝务指挥官邓秀廷率部由冕宁来援。刘伯承知道邓秀廷系彝族人，时有正规军两个团，并能调动附近的彝族武装万人。如果以武力打败彝务指挥官邓秀廷所部，必然要伤害许多彝族士兵与下级的彝族官佐，这不仅间接地影响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与执行，而且也必然给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区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为此，刘伯承故法重施，再次给邓秀廷写了一封亲笔信，说明红军要借道北行。

邓秀廷率两团以彝族为主的人马赶到西昌之后，川康边防司令刘元璋或许也想到了以彝人制红军的策略，遂将邓秀廷的两团人马派到西昌南面的黄水塘，充任第一道扼阻中央红军北进的防线。邓秀廷刚刚在黄水塘安营扎寨，就收到刘伯承派人送来的亲笔信。邓秀廷虽是彝族，但“通汉文，在川军中混事多年，知道刘伯承是川中名将。信的内容是：红军路经贵防，不以彝民为敌，彝民打枪我不还击，但路是一定要过的”。邓秀廷看了刘伯承的亲笔信后，“在打与不打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打吧，对手是刘伯承，威名久著巴蜀，连刘湘、杨森也当过他的手下败将，何况自己这样的能耐，自知绝不是对手；不打，又怕对刘元璋不好交代。最后的办法是：摆开打的架势，应付刘元璋；但不开枪，免得折了老本”。邓秀廷为了把假打真送的这场戏演好，遂把这两个团的彝族军官召集起来训话，他扼要地讲了他的难处之后，又讲了如下这句史有所记的话：

“今天的事情不比往常，要当心些，非有我的命令，不准开枪！”

邓秀廷在统一了彝族军官的思想之后，遂把部队摆在大道两边山上，眼看着刘伯承率领中央红军从两山间的大道上通过。在这期间，“有一个彝兵走火开了一枪，引起其他人也打了几枪，邓秀廷急忙用彝语制止”。红军先遣部队遵照刘伯承司令员的命令，谁也没有开枪还击，只是大声喊着“汉彝一家”，“汉彝是弟兄”，列队迈着整齐的步伐昂前进。

恰在这时，蒋介石派一两架飞机到此轰炸，由于邓秀廷所部没有摆出指示目标的标记，飞机盲目投弹，炸死邓秀廷部几十人。因此，邓的部下大声骂道：

“我们没有死在红军的枪下，倒是变成了蒋介石飞机投的炸弹下的冤鬼！”

红军先遣部队顺利通过邓秀廷所部之后，极大地震撼了川康边防司令部所在地西昌。

刘元璋作为川康边防司令是一定要死守西昌的。他的防守部署是：“第一步在西昌城外围‘土城’做工事，凭工事据守；第二步退到安宁河做工事，凭河据守；第三步拆西昌城外西街（西昌最繁华的商业区域，靠拢城墙下边由西昌城南门外约一里多长）的房子，打通墙壁做掩体，但又怕红军轰城，准备烧掉这些房子。然而刘元璋究竟还有顾虑，怕引起民愤。”但是，当红军距西昌不足三十里的时候，刘元璋下令放火。对此，当事人写道：

“这时城门已用石条子封闭，即从城墙上向西街房泼下煤油，放火烧毁。他还由北门城墙上用绳索子吊了一些士兵出城去，把接连西街蜿蜒到西北角的鱼市街一并烧毁。这两条街共约三里长，西昌精华顷刻付之一炬。当大火烧起来时，这两条街的人民，有的在城内有家，有的要求入城暂住，都一律不许进城，弄得两街老百姓露宿城外，无家可归，惨痛到了极点。”

刘伯承率先遣队出征之前，即规定了一个明确的战略方针：我先遣队前进的路上经西昌、冕宁、泸沽等军事重镇，不要费时攻城，目的是为了争取先机抢渡大渡河。因此，当我红一、五军团在接近西昌的时候，现守敌不仅做了死守城池的准备，而且还放火烧了城外的民房，便建议军委放弃攻击西昌的计划，绕道西昌向泸沽前进。军委接受了这一建议。

五月二十日，刘伯承、聂荣臻等率先遣团——红一团到达了泸沽。为了摸清由泸沽通往大渡河的两条路线的情况，红一团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已遵令派出侦察组分头到前面侦察。是日下午，刘伯承、聂荣臻收到由朱总司令签的电令：“据报泸沽、越西均无敌，冕宁有少数敌人……一军团之一团随刘、聂明日向登相营、越西前进，无敌情要走二十里左右。第五团由左（权）刘（亚楼）指挥，为第二先遣团，亦带电台暂随第一团后跟进。”

是日晚上，刘、聂又听取了侦察组关于两条行军路线的里程、敌情、居民情况和给养情形的详细汇报。同时，又接见了中共冕宁地下党组织派来的人员，敌情大致如下：

“当面在大渡河布防阻截红军的是刘文辉的第二十四军，其第四旅在左，守泸定桥一带；第五旅在右，守安顺场至富林一带。另据传闻，刘湘部一个旅正向富林开进中，明日可到。”

刘伯承认真研究了敌人在大渡河两岸，尤其是在安顺场和富林两个渡口的兵力部署后，说：

“敌人显然判定我军将走西昌至富林的大道，把富林作为防守的重点。我军如从富林渡河，正遇敌军主力，不易成功。是否建议军委改变一下行军路线，走冕宁、安顺场这条小路。不过这条路要经过大凉山彝族区。彝族分黑彝白彝，黑彝是纯粹的彝人血统，白彝是彝汉混血儿，他们内部有矛盾，但生产落后，生活水平都很低，主要矛盾是与汉人的矛盾。由于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政策，他们对汉人疑忌很深，得好好做工作才能通过。”

聂荣臻听了刘伯承这番话后，接着也表了自己的意见：

“不管他黑彝白彝，我们用党的民族政策感动他们，总比刘文辉好说话，我们建议军委改走小路吧。让左权、刘亚楼带第五团往越西方向佯动，迷惑敌人。”

是日夜，刘伯承亲自拟好了电报，遗憾的是中革军委处于行军状态，一直联系不上。翌日下午，还是没有和中革军委取得联系。刘伯承与聂荣臻决定带先遣队第一团先开进冕宁，然后再和中革军委联系。这时，刘伯承又想起了毛泽东行前的叮嘱：“先遣队的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到友好……”因此，他决定在先遣队出前做一次政治动员。他讲了如下这段话：

“今天我们到冕宁，冕宁过去是彝人的城市，后来彝人被反动统治者赶到山上去了。过了冕宁，就是彝族区了。有一种传说，《三国演义》上诸葛亮七擒孟获，就是在这个地区，至今有孔明寨、孟获城等遗址。彝人对汉人疑忌很深，语言又不通，他们会射箭打枪，但他们不是奉蒋介石的命令，他们和国民党军队不是一回事。我们要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争取和平通过彝族区。没有聂政委和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

是日——五月二十日晚九时，刘伯承、聂荣臻率先遣队第一团进入冕宁，设司令部于天主教堂内。聂荣臻因在欧洲学习多年，召见神职人员，宣传党的宗教政策，用法语与教堂中的几位法国修女交谈，劝她们不要惊慌。与此同时，刘伯承亲自督促电台人员向中革军委报。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革军委的负责人于五月二十一日上午收到刘伯承、聂荣臻联署的电报，完全同意刘、聂的正确建议，红军主力改经冕宁、安顺场小路向大渡河前进。并做了如下规定：

刘、聂率我先遣第一团续向拖乌、筲箕湾前进，日行一百二十里，准备至迟二十四号午前赶到渡口；左、刘（亚楼）率我第五团，如查明越西无敌或少敌，应迅占越西并侦察前至大树坪、富林及由越西及海棠之线，中间向西去的道路里程；如小相岭或越西有敌扼守，则五团应伪装主力先头在登相营或小相岭扼止该敌。第一军团主力今晚二十一时起开往冕宁，以便随一团前进，并策应其战斗。

与此同时，中革军委还向各军团下达了相应的命令。最后，军委强调必须“绝对保持改道秘密”，为此特做规定：“泸沽至冕宁道上严禁被敌机现目标、挂露天标语；上午七时半至十时半，下午三时半至五时半，严禁部队运动”；“第一军团部队对去路，第三、九军团对来路，要断绝行人出去”；“严密逮捕敌探”。

上述部署依然是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所善用的声东击西的战法。事后追论：明攻富林大道，暗过彝族区，且日行一百二十里，是袭占安顺场的奇招。

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等军委负责人进驻冕宁之后，最关心的还是通过彝族区。他们清楚：为了确保红军先遣队人不知、鬼不觉地到达安顺场，为红一军团主力在安顺场实施抢渡大渡河创造先机，除了先遣队能顺利通过彝族区外，负责佯攻富林方向的红五团也必须先通过越西彝族区，然后才能在富林方向大造声势，把敌人防守大渡河的主力吸引到富林渡口。为此，毛泽东在冕宁亲自调查研究彝族区的情况。他通过冕宁地区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廖志高、李井泉等同志的关系，接见了冕宁城郊的彝族头人沽基达涅，向他了解彝族区的各种情况。

沽基达涅精通汉语，认识不少当地上层的汉人权贵，尤其是驻在冕宁一带的“吃粮人”，几乎无一例外地都瞧不起像他这样的彝族头人。而今，被国民党骂作共产共妻的红军来到了冕宁，不仅对彝人秋毫无犯，而且红军的“头人”还把他奉若上宾，平等地与他交谈。这给他留下极好的印象。另外，毛泽东的风度、学识，也使他景仰不已。换句话说，他感到能和毛泽东这样的红军“头人”交谈，是自己一生最大的荣幸。因此，他向毛泽东“详细地说明了从冕宁到大渡河各个彝族家支的情况，这些家支头人沽基小叶舟、沽基洛莫子、罗洪作一、罗洪点都等人的情况”。

毛泽东听后十分高兴。接着，他又“向沽基达涅阐述了党的民族政策，委托他与这四人联系，并请他把红军的礼品分别转送给这四个彝族领”。

与此同时，为了向广大的彝族人民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利用朱德在川中的影响，由朱德在成立冕宁县革命委员会干人大会上表讲话。朱德“讲解了党的民族政策，号召彝汉群众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和四川军阀，推翻旧政权，建立新中国”。接着，他又以总司令的名义布了有着重大影响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

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

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

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