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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第2页）

“还是那句老话，”毛泽东淡然一笑，“解铃尚需系铃人，我这就找洛甫同志去。”

张闻天久存离开中央红军的想法。诚如前文所述，遵义会议之后，在其决议中曾明确写道：“白区党的工作，必须建立与加强。对白区群众斗争的领导方式，必须有彻底的转变。”不久，在二占遵义后的三月五日，他收到任弼时的来电，获悉上海地下党遭到破坏，他曾考虑自己潜回上海，一方面准备恢复白区工作，一方面设法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但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等反对，遂派潘汉年去完成这两项工作。

在中央红军胜利完成四渡赤水之后，在四月十七日渡北盘江之前，中央曾再次讨论派一位负责同志出去，与潘汉年一道完成上述两项任务。那时，张闻天一方面看到了毛泽东的军事天才，由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等同志指挥红军是放心的；另一方面他认为自己既熟悉白区的情况，又与共产国际素有联络，故提出由自己出去完成任务。但大家都不赞成。再因战事急迫，此次议而未决。

时下，中央红军由泸定桥渡过了大渡河，接下来就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了，张闻天认为自己这时离开红军，去做自己所长的工作对党是有益的。为此，他把自己的这种想法，一定是在行军途中和善解人意的周恩来谈了，故而引起了毛泽东找张闻天谈心的事。

“洛甫同志，”毛泽东边说边走进了张闻天的临时住处，开门见山地问道，“你是真的想离开中央红军吗？”

张闻天对毛泽东的到来感到很是突然，他稍许沉吟，遂有些沉重地点了点头。

毛泽东为什么自始至终不赞成张闻天离开红军呢？对此，二位当事者谁也没有说明。多年之后，史家也有着各种说法。笔者认为：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代，吃够了远在上海的党中央，尤其是王明等人的苦头。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的核心是武装夺取政权——必须走由农村到城市的革命道路，因此党的领导核心——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必须在红军中，绝不允许再出现当年党的核心远离军队的情况。时下，如果作为党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回到了白区上海，且又和共产国际取得了联系，这就必然会恢复到当年的领导格局：共产国际通过张闻天在白区的党中央，对红军号施令。这是为毛泽东历来所坚决反对的！

再者，中央红军就要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了，毛泽东与张闻天的心情是一样的——企盼着开创新的革命根据地。但是，毛泽东比张闻天更了解中国的历史，或者说在党内的路线斗争中毛受的磨难比张多，因此他在想到会师后好的一面的同时，也想到了可能出现的问题。毛泽东非常清楚，中央红军并不等于党的中央，如果会师后的党中央没有第一把手，由谁来解决可能生的权力之争呢？另外，时在红军中的中央主要负责人，只有毛泽东与张国焘共事最久，相互知之最深，尤其毛泽东一想到在党的三大上与张国焘的那场争论，他是无论如何不同意张闻天走的。为此，毛泽东看着情绪沉闷的张闻天，有些焦急地说道：

“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我毛泽东的牛脾气又惹得你这位明君生气了？”

张闻天一听毛泽东的话语，禁不住地淡然一笑，有些不自然地说道：

“看主席说到哪里去了？”

“那又是为什么呢？”毛泽东进而追问道。

张闻天的书生气是很重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是绝不会袒露所谓个人的恩怨的，故郑重地说道：

“鉴于一、四方面军就要会师的大好局面，我认为恢复上海地下党组织，接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已迫在眉睫。”

“我们不是已经派出了潘汉年同志了吗？”

“可至今杳无音信。”接着，张闻天又重复了向共产国际报告遵义会议的重要性，然后又深沉地说，“我想过许久，由我潜回上海，完成上述两项任务比较合适。”

“不合适，绝对不合适！”这时的毛泽东或许又想到了和四方面军会师后的负面效应，故脱口而出：“中国有一句老话，叫朝中不可一日无主！”

“可我……不是当‘主’的料，”张闻天进而又坦言，“再说，指挥打仗非我所长，我在与不在影响都不大。”

“这完全不是你的心里话呀！”接着，毛泽东也坦率地讲了两大红军会师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又十分真切地说道，“洛甫同志，我可以坦诚地相告：为中国革命计，你必须留下；就说我毛泽东吧，也不能没有负总责的张闻天同志！”

“我赞成主席的意见！”

随着周恩来的话声，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博古、陈云等人相继走进屋内。从每个人的表情都可以看出来，他们已经在门外等候多时了。或许是这些“不之客”来得太突然了，张闻天连中央政治局开会的大事都忘了，有些愕然地问道：

“你们这是……”

“前来开会啊！”周恩来说罢笑了笑，“不要忘了，我们是应洛甫同志之约，前来讨论红军下一阶段的行动方针、大计的。”

张闻天如梦方醒，有些难为情地笑了，接着便请大家落座，让警卫员倒水。

“我看啊，”周恩来第一个言，“今天的会议，就接着主席和洛甫同志的议题往下开。”

“我赞成。”第一个呼应周恩来提议的是博古。他在这几个月的战争实践中，渐渐地认识了毛泽东的军事天才，自然也就一步一步地看到了自己在军事路线上所犯的错误。另外，博古不仅是一位敢于向真理投降的政治家，而且还是一位视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党员，在表了不赞成张闻天离开中央红军的意见之后，又提出：“我提议，派陈云同志去上海。”

对此，与会者无异议。陈云当即表示：

“我是白区工作部长，恢复上海党组织我责无旁贷。另外，我一直在上海工作、战斗，各方面都比较熟悉。”

“这是有利条件，”毛泽东说罢又微微地摇了摇头，“但从另一个方面说，也可能会变成不利的条件，因为敌人对你实在是太熟悉了。”

“那就再加派一位罗迈同志吧！”周恩来说道。

“就是我那位同乡李维汉吧？我看可以。”毛泽东说罢又补充道，“会后，由洛甫同志向他们二位交代任务。我看关键的问题，是要请老总想办法，把陈云他们送出川去。”

“送陈云同志出川的事，伯承比我有办法。”朱德讲了自己离开四川太久，除去军界之外和四川的黑社会没有什么关系。接着，他又说道，“伯承同志可不同了，过去，他和四川的袍哥上层有关系，可以利用袍哥为陈云同志出川提供方便。”

“就这样决定了！”毛泽东说罢巡视了一遍与会者的表情，“我看，下边就请洛甫同志主持开会吧。”

张闻天对天下大事、国际政治有着特殊的兴趣。他随军征战到每一个地方，都要秘书、警卫员给他搜集敌人的报纸，潜心研读国内、国外，尤其是有关日本侵华的消息。毫不夸张地说：他是一位身在长征中，心系天下事的领导人。因此，在长征途中召开的中央会议，几乎所有关于这方面的报告和决议，都是由张闻天同志来完成的。

面对两大红军即将会师的大好局面，张闻天认为中央必须对全国的政治形势以及未来的走向有个统一的认识。唯有如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才不会脱离国内、国外的政情展；两大红军会师后的军事行为才会有的放矢。所以，他在概述了全国各界爱国人士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形势后，又着重讲了华北五省即将变成第二个东北三省的情况。大意谓：内蒙古德王打着独立的旗号，公然投降日本；驻绥远、察哈尔的二十九军，在宋哲元等将领对日妥协的思想指导下，派出副军长秦德纯与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举行秘密会谈，传说即将签订丧权辱国的《秦土协定》；日本借口天津卫两大汉奸报纸的主笔被暗杀，天津日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向何应钦提出：撤换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天津市长张廷锷，同时还要求国民党撤退宪兵三团、蓝衣社、驻河北的中央军及东北军等；而已经沦陷敌手的热河，时下完全变成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占华北的前沿阵地。最后，他几乎是下结论地说道：

“南京国民政府在华北一带的倒行逆施，必将激起全国更大的救亡抗日的浪潮。因此，我党必须表声明，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