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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3页）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信仰是人生的精神支柱，如果把信仰神化，那就变成了宗教。”

“主席说的有道理。”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党的教条主义者，就是神化了马克思主义。照此展下去，也有可能把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变成神学，你说会吗？”

对此，周恩来笑而不答，有意转移话题道：

“我们先听李先念同志的汇报，等革命胜利之后，主席再带着大家探讨信仰和宗教的关系。”

李先念是参加过黄麻起义的老同志，也是我军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骨干，时下又是红四方面军三十军的政治委员。就在两大主力红军即将会师的前夕，红四方面军总部在茂县召开会议，研究布置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各项准备工作。最后，总部决定由李先念率领三十军的八十八师和九军的二十五师、二十七师各一部，开往小金川地区去迎接党中央。行前，徐向前总指挥特别强调：“会师后，一定要搞好团结，一切行动要听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指挥。”接着，他又叮嘱李先念：“一方面军长期转战，一定非常辛苦和劳累，要动员部队扬不怕艰难困苦和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争取早日会师。”

李先念率部分两路出，“一路是九军二十七师一部，从汶川向西南的卧龙方向前进，阻止由巴郎山方面西进的敌人；一路是九军二十五师和三十军八十八师，分别从汶川、理番出直取懋功。从理番到懋功有三百多里，中间必须翻越四千多米的红桥山”。因此，红军过雪山始于李先念所部，而不是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仅从翻越雪山来说，他们为两大红军的会师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前锋部队——韩东山的二十五师“先攻占了两河口，随后又歼灭邓锡侯部两个营及地方反动武装近千人，攻占了懋功，并乘胜向达维进，准备南出夹金山，到宝兴、芦山、天全一带去迎接党中央和一方面军”。就在这时候——六月十二日，两大红军的先头部队在夹金山北麓会师了！喜讯传来，群情振奋，李先念当即电告四方面军总部。接着，他在“懋功一方面分析敌情，察看地形，部署警戒；另一方面动员部队和动当地群众，腾出房子，打扫街道，筹备给养，编文艺节目，写欢迎标语，集中慰问品等，准备热烈欢迎党中央和一方面军”。

说到红四方面军筹集慰问中央红军的物资，真是感人至深。据徐向前记述：“部队一面走家串户，动群众，一面筹集粮食、羊毛、羊皮、牛羊、盐巴、茶叶……一些重要地点，总经理部分别设立了粮站，专门积蓄粮食，有的粮站积存达二百万斤以上。”“指战员普遍会打草鞋，又学会了剪皮衣服，撕羊毛，捻毛线，制毛衣、毛背心、毛袜子。”“各部队将慰问品集中起来，赶着牲口，一批批送往会师地区。仅三十一军，一批就送去了衣服五百件、草鞋一千四百双、毛袜五百双、毛毯一百条、鞋子一百七十双、袜底二百双。”毫不夸张地说：“大家制作的每件慰问品，都渗透着对一方面军的兄弟情谊。”因此，毛泽东见到李先念之后，十分感动地说道：

“这对中央红军而言，真是雪中送炭啊！”

六月十八日晚上，住在小金川河边新街的李先念穿戴整齐，赶往懋功那座法式建筑的天主教堂院内。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同志和一方面军的几位领导人，在天主教堂的东厢房里，亲切地会见了李先念。在相互介绍之后，李先念双手呈上两幅军用地图和一封信，说道：

“这是徐向前总指挥代表军分会和四方面军总部写给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的报告，比较详细地汇报了敌情、民情和四方面军的情况。”

毛泽东第一个接过并审阅完徐向前写给中央的报告，遂又交给了周恩来。他双手捧着两幅军用地图，感慨地说道：

“当年刘备图川，有张松献图。而今向前同志这份报告，还有这两幅地图的价值，是要胜过当年张松献的地图的。”

在场的中央领导同志看完徐向前写的报告之后，毛泽东代表中央和军委，“充分肯定了红四方面军的战绩，给四方面军很高评价，并代表党中央和一方面军全体同志，对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表示亲切关怀和慰问”。最后，他十分兴奋地说：

“过去两支红军独立作战，现在会合了。这样，我们的力量更大了！”

但是，毛泽东作为一代战略家，他所关心的自然还是未来两大红军的战略动向。换言之，他急切想知道的还是红四方面军对未来行动的设想。他为了验证党中央做出的北出四川，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决定是否是正确的，把一幅军用地图摊在地上，一边看一边问：

“先念同志，你们是从岷江、嘉陵江地区过来的，那里的气候怎样？地形怎样？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怎样？我们还能不能再打回去呀？”

李先念有些拘谨地答说：“岷、嘉两江之间地区，大平坝子很多，物产丰富，人口稠密，是汉族居住地区，部队的给养和兵源都不成问题。从战略地位看，东连川陕老根据地，北靠陕甘，南接成都平原，可攻可守，可进可退，回旋余地大。如红军进入这一地区，有了立足之地，可以很快休整补充，恢复体力，再图展。”他说罢看了看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表情，又以肯定的语气说道：

“时下，茂县和北川还在我军控制之下，可以打回去，否则再打过岷江就困难了！”

毛泽东听后认为李先念说得有根有据，句句在理，这也证明了党中央北出四川，建立川陕甘苏维埃政权的决定是正确的。但是，使他不明白的是：作为红四方面军第一把手的张国焘，为什么在未来两大红军的战略动向的认识上，和属下三十军的政委李先念有这样大的分歧呢？是认识上的不统一，还是根本就没有统一呢？……他陷入沉思之中。

周恩来也或许出于同样的原因——为了验证党中央做出的北出四川建立川陕甘苏维埃政权的决定是正确的，他又有意地问道：

“先念同志，你率部从茂县一路打到了懋功，沿途的地形、民情，以及物产等方面的条件和岷江、嘉陵江地区相较，有哪些不同呢？”

李先念答说：“来懋功的一路上，只看到很少的藏族牧民，筹粮很难，大部队久驻无法解决供给。大小金川和邛崃山脉一带高山连绵，谷深流急，大部队很难运动，不容易在这里站住脚。向西和向北条件更差。”他讲完上述这些情况之后，又坦诚地讲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个人认为，无论从地理条件、群众基础，还是从红军急需休整补充的实际情况和展前途看，会师后向东北方向，先是向岷、嘉地区展比较有利。”

毛泽东从李先念介绍情况的过程中，知道他的看法并不代表红四方面军，仅是个人见解。但从这初次相见的谈话中，他对李先念留有很深的印象。另外，他难以理解的是，徐向前写给中央的报告，虽然没有详细论述两大红军会合后的战略动向，但从中也可看出他“对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是焦急与等待的心情，交织在一起的”。毛泽东为了验证张国焘于六月十七日打给中央的电报——反对北出四川建立川陕甘苏维埃政权是否是个人的意见，遂又问道：

“向前同志是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的？”

李先念答说：他听徐向前同志说过，“对于战略展方向问题，方面军总部那时没有讨论过。当然，领导层里并不是毫无考虑”。接着，他又道出徐向前的看法是：“川西北山大地广，人稀粮少，不适合大部队久驻。又是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不易消除，红军要建立革命根据地，谈何容易呀！”最后，他又说道：

“另外，我和徐总指挥还交换过意见，认为还是原来的川陕甘计划比较好。如果中央红军上来，两军的力量加在一起，北上消灭胡宗南一部分主力，争取在川陕甘边创建根据地，与通南巴的游击区打通联系，再图展，似为上策。”

毛泽东与周恩来听了李先念的汇报之后，坚信中央于六月十六日确立的战略方针“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是完全正确的。另外，李先念再三说道：“当时心里真想打回去，广大指战员也是这种心情。”因此，所有与会的中央领导同志都非常满意。

李先念于汇报中也知道了中央的意图：“这个时候，毛主席正在考虑全局的大问题，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准备制定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所以，他记得“那天晚上，大家兴致勃勃，一直谈到深夜”。然后他才告别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回到小金川河边的新街休息。

但是，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中央、军委负责同志却没有入睡，他们又认真地研究了张国焘于六月十七日给中央的电文，认为张国焘反对北出四川、建立川陕甘苏维埃政权的意见是错误的。为了说服张国焘改变自己的意见，把未来两大红军的战略行动统一在党中央的意图下，遂又于当天——六月十八日复电张国焘，向他再次明确指出：“目前形势须集中主力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其已过理番的部队，经马塘绕攻松潘，力求得手。”否则，一、四方面军“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向雅（安）、名（山）、邛（崃）、大（邑）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望即下决心为要”。

中央会议结束了，给张国焘的电报出了，懋功已经进入了沉沉的梦乡。但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仍然未能入睡，他们都在不约而同地思考着同样的问题：

“张国焘为什么反对北出四川、建立川陕甘苏维埃政权的正确方针呢？他收到今天的电报之后，对中央的决定又将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