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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1页）

张国焘自党的六大之后，已有近七年的时间没有参加中央举行的会议了。加之他自出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以来，一直是扮演向属下号施令的角色，因此，他在出席两河口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三天之中，似乎就没找准自己的位置。他忽而理智地意识到自己是向中央汇报的部属，忽而又因话不投机想习惯地摆一下架子……简言之，不仅张国焘自己觉得演得太累，而且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也感到他有点可笑。然而令张国焘，同时也令其他与会者难以容忍的是，他就像是一个蹩脚的演员，在严肃的政治局会议上坚持唱独角戏，和多数与会者生冲突。对于像博古这样直来直去的批评话语：“你那个进攻西康的计划是行不通的，那里是少数民族地区，人少粮少，红军不但无法在那里立定脚跟，而且没有退路，国民党军队来了，很容易把我们封锁住，这就成了瓮中捉鳖了。”他就像贺子珍回忆的那样：“他气死了，在会上暴跳如雷，大喊大叫。”但是，他对毛泽东操着惋惜的口吻说的这句话：“可惜了，那时你们已经到了汉中，为何不继续北进？”他的内心中却感到惶恐不安，因为他清楚毛泽东是在转弯抹角地批评他放弃川陕根据地。

说到张国焘放弃鄂豫皖苏区和川陕根据地，可以看出他目无中央、独断专行的军阀作风。

党有党纪，国有国法。换句话说，也就是俗话说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比方说，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大计、组织变动，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与认可。虽说遵义会议是在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络的情况下，由中国共产党决定召开的一次历史性的会议，并改组了党的领导机构。但是会后，党中央也必须根据共产国际的章程补办手续，并得到共产国际的追认。这就是在遵义会议之后，中央先后派出潘汉年、陈云离开红军，潜入上海，转道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遵义会议有关情况的原因。同时，也说明新当选的中央领导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等负责同志，是有高度的组织原则性的。出于同样的规矩，鄂豫皖中央分局是中共中央的一个派出机构，作为分局书记的张国焘这样老的同志，自然清楚有关鄂豫皖苏区、川陕根据地的方针大计及组织变动，必须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与认可。即使是和党中央暂时失去了联络，只要做出重大的战略和组织变动，就必须派出专人向中央报告，并得到中央的追认。但是，张国焘却依“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由，事前与事后均不向中央报告，先后擅自决定撤出鄂豫皖苏区与川陕根据地。对于张国焘擅自决定撤出鄂豫皖苏区，事后成仿吾同志历经千难万险，潜往上海，在鲁迅先生的帮助下找到党中央，报告了张国焘目无中央以及丢失鄂豫皖苏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关于擅自撤出川陕根据地，事后徐向前做了如下记述：

为实现川陕甘计划，配合中央红军作战，三月初，我们复挥军南进，连克仪陇、苍溪。共歼田颂尧、罗泽州部五个团，俘敌三千余人，缴枪五千余支。我军忽北忽南，敌人摸不清我们的真正企图。……

经过这段进击，我军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北川，南起梓潼，北抵青川，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地区。如按原计划向甘南进击，深感兵力不足。下一步怎么办？我就电报给后面的张国焘、陈昌浩，催他们表态。

谁知，我们在前面打，后面可就搬了家，放弃川陕根据地。那时张国焘在剑阁。陈昌浩在旺苍坝地区，搞一锅端、大搬家。我的电报左催右催，提议把南边的部队向北集中，迂回碧口，抄胡宗南的后路，进取甘南。但张国焘死活不吭气，叫人干着急。部队只好就地动群众，补充兵员、给养，待命行动。后来他说，那时他正注视中舟红军的动向，对西出北出，下不了决心。这样一拖拖了个把月，把我们打胡宗南的计划流产了。……由于张国焘慢慢腾腾，瞅来瞅去，忙着在后面搞大搬家，才使进击甘南的战机丧失，未达到战役的预期目的。

虽然出席两河口会议的同志，对于张国焘放弃鄂豫皖苏区，尤其是川陕根据地，没有像徐向前知道的这样清楚，但是他们从川陕根据地的战略地位，以及张国焘目无中央等方面对他提出了耐心诚恳的批评：“从离开鄂豫皖根据地一直到陕南到川北落脚，没有向中央请示报告，擅自撤出鄂豫皖根据地……这么大的行动，没有向中央报告，是不允许的。”“在川北根据地取得粉碎敌人六路围攻胜利以后，又撤出了川陕苏区，同样没向中央报告，也是擅自撤退的。”当然，也是不允许的。

然而，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独断专行习惯已成自然，容不得任何人的批评，党的组织纪律对他似乎也不具有约束力。因此，他当即举出许多与会者所不知晓的例子，在抨击对方的同时为自己的错误辩护。可是，像博古、凯丰等同志在中央工作有年，且以中央的名义号施令，从不考虑历史形成的山头——常年相对独立作战所必需的权威等现实，绝对容不得有半点闹独立性的事情存在，所以，张国焘与博古等同志就形成了一组难以解决的矛盾。结果，在如此严肃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顶起牛来了，气得张国焘“在会议上暴跳如雷，大吵大闹”。

对此，毛泽东与周恩来等同志是不赞成的。原因也是简单的，两河口会议是解决两大红军会师之后的战略动向，是借会师出现的大好形势继续壮大革命的声威。就像是遵义会议不能解决政治路线的道理一样，两河口会议不是也不应该是清算张国焘军阀主义的会议。为着中国革命的大计，自应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因此，当对立的双方摆开架子辩论对与错的时候，毛泽东十分巧妙地引开了话题，让两河口会议沿着团结的路线继续开下去。

诚如张国焘所云：就这样，“我们的会议一面讨论，一面交换情报，侧重研讨毛（泽东）所提出的北进主张”。

就在两河口举行会议期间，中央获悉：红四方面军放弃川陕根据地，渡过嘉陵江之后，于是年五月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临时政府”，张国焘自任主席。在张国焘亲自签署的第一号通告中，开宗明义写道：“西北革命的总指挥部中华苏维埃西北临时政府，遵奉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命令，于苏共五年（即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纪年）五月三十日在红四方面军伟大胜利，西北一万万五千万汉、番、蒙、藏、苗、夷劳苦群众热烈斗争和拥护之下正式宣告成立。”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主席，他从未下过命令批准成立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显然，这是张国焘盗用中央的名义成立的。毛泽东作为一代大政治家，自然想到了张国焘如此而为的个人目的。可是他认为时下的主要矛盾是团结，像这类的事情只有留待他日去解决。所以，他看过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的章程之后，没有借此说过一句不利于两大红军团结的话。

诚如前文所述，博古等同志对张国焘目无中央是很有意见的。他们听说就在两大红军会师前两个星期，张国焘竟盗用中央的名义成立了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且自任主席，真如同火上加油。加之，他们留学苏联多年，列宁的书读得很多，在审读了张国焘的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的章程之后，凯丰执笔写了一篇《列宁论联邦》，刊在中央出版的油印的《布尔什维克》上。张国焘看了秘书长黄送来的这份内部刊物，写了如下这段话：

这篇文章的大意说，列宁曾反对“欧洲联邦”，因此西北联邦政府是违反列宁主义的；再则这个所谓西北联邦政府，也违反了中共中央的苏维埃路线，在此严重关头，居然提出西北联邦政府的名义，无异否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我看了这篇文章，非常生气，我知道中共中央一到懋功就赶着出版布尔什维克报，表反对我的见解的文章，这绝不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我推测一定是中共中央曾经开会慎重商讨，决定“反对张国焘的机会主义”，才会由凯丰署名表这篇文章。……

这几年来，张国焘何曾受过这样的指责？加之这时他觉得中央红军遭受严重损失，而自己统领的红四方面军兵强马壮，故挺直腰杆责问党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竟如此说道：

“这篇文章是不是根据中央的决定写的？如果是，为什么不等我到了抚边，让我有机会参加讨论之后，再行表？又为什么我已到了此地二十小时，还不拿一份给我看？难道在中央机关报上可以随便公开批评一个政治局委员的政治主张？通常是在一位政治局委员不服从多数决定，坚持自己的错误的见解，才会有这样的事。我已公开提到西北联邦政府这个问题，而其他政治局委员并没有表批评的意见，现在却在机关报上公开登载出来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据笔者推测，中央，起码毛泽东与周恩来、张闻天等不赞成在此时讨论西北联邦政府问题，更不会同意因此而影响两大红军会师后的团结。因此，张闻天的回答在张国焘看来是“相当暧昧的”。并攻击张闻天同志，“他为教条主义所束缚，仅说凯丰所引证列宁的话是对的，但也觉得这件事处理得有些不当，他吞吞吐吐的表示，现在一、四方面军急需一致行动，不宜讨论这些引起争执的问题”。

接着，张国焘又和博古在一些非本质的问题上生了摩擦。那时，一方面军由于近八个月的长途转战，不仅减员很大，而且弹药的补充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在这方面红四方面军就好了许多。为此，博古的警卫员提着一块牛肉来到张国焘的住处，想与张的通讯班换些子弹。“他们彼此因言语不通，引起了争执。”张的通讯人员说博古的警卫员违犯军纪，博古的警卫员认为同是负责警卫中央领导，且以牛肉相换是公平的。结果，双方吵了起来。像这等区区小事，何劳张国焘出面解决？更无需把这样的事情写进他的回忆录中。由此引起他与博古的情感成见，并借此攻击对方则更是可笑。请看张国焘写的这段文字：

饭后，秦邦宪找我谈军中政治工作的问题……他是中共中央的一个小伙子，喜欢玩弄小聪明，仍不改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那种“二十八宿”的神气……我多少保有点中国的传统风格，称呼各个同志往往照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以前的习惯，如对毛泽东只称他的别号“润之”，对朱德称“玉阶”，有时，还在他们的别号之下加上个“兄”字，或者“老兄”。这使秦邦宪有些不顺耳，他撇开正题，质问我：“想不到你还喜欢称兄道弟？”他并且认为这是国民党军阀的习惯，与中共布尔什维克的意识极不相称。……

接着，张国焘与博古在政治建军方面生了争论。张国焘坦言指责：“一方面军经过长期行军，狼狈情形自不待言，纪律也很松弛”，并攻击说“一方面军几十个战士正在围攻约有十余条的牛群，他们想射杀一条以佐晚餐……引得许多藏人都在那里怒目旁观”。博古则“指斥四方面军的官长对士兵，仍采用打骂手段，这就是军阀统治的象征”等。为此，双方关系搞得十分紧张。

随着两大主力红军会师时日的推移，相见时的热情渐渐地冷却下来。双方尤其是中上层的干部，也都以比较冷静的目光审视着对方的长处和短处。结果，就必然会生一些可以想见的矛盾。作为中央、军委的一些主要领导人，应当采取断然的措施，刹住一切不利于团结的歪风邪气。遗憾的是，张国焘及少数教条主义者的言行却激化了矛盾，使得事态向着相反的方向展。此乃后话，留待下文详述。

就在张国焘与有关同志生争吵的时候，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根据《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精神，制定出《中革军委关于松潘战役的计划》。先，该战役计划以战略家的眼光，详细地审视了蒋介石部署的所谓“围剿”全局，并对敌情做出准确的判断之后，写下了可行的战役纲领：

我一、四方面军根据目前战略方针，以运动战消灭敌人的手段，北取甘南为根据地，以达赤化川陕甘之目的。先进行的战役，就是要迅、机动、坚决的消灭松潘地区的胡敌，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北向作战和展。这一战役纲领是：

一、岷江东岸留钳制支队，在我西岸主力未接近松潘前，主要是在平夷堡、大石桥地带，钳制和吸引胡军南向，并隔阻许绍宗部从片口向镇江关前进，以便我西岸主力顺利的进行到松潘及其东北地带突击胡敌之背。这一支队应派队控制沿江的渡桥及渡船，在支队实现任务后，即就在原在地附近渡江转到西岸，跟右路军前进，沿西岸应留掩护部队。草坡方面，应以得力兵力警戒，以掩护东岸支队西移，及主力北进。

二、岷江西岸为我进攻松潘之主力，分三路北进，中心在左路及中路，以便从两河口、黄胜关迂回攻击松潘地区之敌，而坚决消灭之；并先机切断平武、南坪东援之敌的来路，取得北出甘南的道路。如胡敌坚守城堡，不利攻击，则我军应监视该敌，严防截击，并缩短行军长径，以利迅北出甘南作战。

三、各路向松潘及其西北地区前进，如遭遇敌人，应该独立进攻，坚决消灭之，勿被其抑留，以便配合毗邻部队行动，而免各个击破。

四、夹金山、巴耶山、懋功、崇化地区留一支队，任务在掩护我军北进作战及其后方，并隐蔽我军企图。该支队应适时北撤跟进，免为敌截，同时上述地域应广大展游击战争，以掩护梦笔山以北之我军后方。

五、后方地区经理番、卓克基、阿坝为中心，目前暂以卓克基为总后方。杂谷脑为临时后方，留养不能行动之伤病员。凡笨重不急用器械、资材应留后方，体弱的及女同志应留在后方工作。留在这一地区的支队应采游击战争方式，掩护后方并扩大自己，并加强少数民族工作，将这一地区造成苏区。以懋功支队北进时，须掩护其侧背。

根据上述战役纲领，对一、四两个方面军做了科学的配备：王树声率四方面军的八个团，暂称为岷江支队，留在岷江东岸起钳制敌人的作用；徐向前亲率四方面军十个团为中路军，经马塘等地向黄胜关前进；林彪、彭德怀、聂荣臻、杨尚昆率一方面军一、三、五、九军团，八十九师，共十六个团为左路军，经卓克基、大藏寺、葛曲河、色既坝向两河口前进；由陈昌浩指挥右路军，合计八个团，经黑水、芦花、毛儿盖向松潘城前进……与此同时，对起松潘战役的通讯联络、粮食筹集和运转计划、政治保证等都做了具体的规定。简言之，这是一个完满的作战计划。张国焘虽然不赞成北进计划，更不同意起攻打松潘战役，但他看后对战役计划的本身也未提出异议。

事后追论：如果张国焘不借故拖延执行攻打松潘战役，两大红军早已完成北出四川、建立川陕甘苏维埃政权了。

为了解决两大红军会师之后的统一指挥等问题，中央政治局于六月二十九日召开常委会议。到会的有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王稼祥、张国焘等六人。主要有两项议程：

一、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为中革军委委员；

二、听取博古关于华北事变的情况报告。据“北平的几个无线电台的消息表明，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向北平进攻，向北平的永定门打了五炮，但不敢断定日本帝国主义是否像过去侵占东北一样攻占北平，但迟早是企图占领北平的，所以应当加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红军中间”。

对此，毛泽东是极力赞成的。他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想把蒋介石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下。“党对时局应有表示，表文件，在部队中宣传，反对日本”，这是“最能动员群众”的。

会议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表宣言或通电。

两河口中央政治局会议到此结束了。但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军委领导的心中却投下了不祥的阴影。张国焘除了在会上的表演以外，在会下还做了许多小动作，引起了中央尤其是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担心。就在举行两河口会议期间，陈赓向毛泽东与周恩来报告：张国焘私下找他谈话。对此，毛泽东一怔，遂又故作轻松地说道：

“讲一讲，国焘同志和你谈了哪些问题？”

“他见到我以后，连一句叙旧的话都没说，就开门见山地问：陈赓，你在一、四方面军都干过，你觉得哪一个部队好？”陈赓绘声绘色地说道。

“你是怎么回答的呢？”毛泽东问道。

“先，我分析了一、四两个方面军的情况，比较公平地讲了各自的优点和缺点。接着嘛，”陈赓有意停顿了一下，我又说“一方面军打仗勇敢，群众纪律良好，政治工作好；四方面军打仗勇敢，政治工作、群众纪律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