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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第2页）

恰在这时，中央保卫局局长邓同志快步走进屋来，向毛泽东、张闻天报告：他从保卫系统获悉，张国焘借口陈赓同志在上海被捕，并在蒋介石亲自过问的监狱中逃出，说陈赓同志一定是蒋介石派到红军中的奸细，必须逮捕、法办。毛泽东听后大惊，急忙问道：

“四方面军保卫机关的态度呢？”

“张国焘已经挟持川陕省委做出了决定：立即逮捕杀害陈赓同志。”邓答说。

“请立即给陈赓报：要他星夜赶来中央，接受新的任务。”毛泽东几乎是命令地说道。

“据我所掌握的情况，四方面军中还有一大批像曾中生、何柳华等中高级同志，被张国焘以审查为名，关押在监狱中。”邓说道。

毛泽东叹了口气，看了看张闻天那异常愤怒的表情，说道：

“大政方针未定，中央给他张某人下死命令放人；他也不会执行的。但陈赓是中央派到四方面军的，我们有权调回。”

这时室外传来了周恩来的咳嗽声，一种不祥之兆罩住了张闻天的心头，他近似自语地说道：

“恩来的到来，一定是为了张国焘的事情。”

不幸被张闻天所言中。周恩来向他和毛泽东报告了张国焘的言行，大意谓：说中央执行了一条错误路线，必须彻底清算之后，红军才能取得胜利等等。对此，毛泽东是有准备的。他十分严肃地说道：

“看来光退让是不行的。我建议：在芦花即将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为了促进两个方面军的团结，必须把有关的历史问题，尤其是关于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川陕两个根据地的大是大非问题，在会上讲一讲。”

周恩来清楚毛泽东的用意：那就是借中央审查红四方面军的有关历史问题，给张国焘等人击一猛掌，要实事求是地看待自己，要正确地对待中央。因此，他是赞成毛泽东这种主动出击的态度的。同时，他出于一种善良的愿望，又对张闻天说道：

“你，还有博古、稼祥、凯丰等同志，与昌浩同志在苏联同窗共读多年，可否利用他来芦花参加会议的机会，向他做一做工作？”

“可以，可以。”张闻天答说。

“但我更寄希望于向前同志，”毛泽东说罢看了看周恩来，“你与向前同志在黄埔军校有师生之谊，我看你是能影响他这位弟子的。”

“向前同志什么时候到达芦花？”周恩来点了点头，又问道。

“明天——也就是七月二十日。”张闻天答说。

徐向前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长期以来一直是“凭党性坚持工作”。对于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出现的这种复杂局面，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缺乏思想准备。”随着张国焘个人野心无限的膨胀，当时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徐向前后来回忆说：“四方面军有些同志议论一方面军部队装备不好，打了败仗等。为此，我严肃批评了他们，嘱咐部队要学习一方面军的长处，不准背后议论。再往后，教条主义者对红四方面军的那些指责就听的多了，不少干部都向我反映。我虽然教育干部不要向底下散布这些东西，但说老实话，心里是不痛快的。四方面军这支部队，是从鄂豫皖的一支三百来人的游击队伍展起来的，打了那么多硬仗、恶仗，是党领导的队伍，展到八万多人，很不容易。尽管部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本质是好的……怎么又是军阀，又是土匪，又是落后，又是逃跑的？！不看主流，把四方面军说得漆黑一团，对两军团结对敌，没有任何好处，我确实想不通。”多年之后，徐向前的结论是：

总之，张国焘怀有野心，想当头头，一再制造分歧，破坏了两军会合后的团结局面。教条主义者没有贯彻毛主席的团结方针，对四方面军吹毛求疵，横加指责，也起了不好的作用。

徐向前根据两河口的决议，亲率一路部队于“七月六日从理县出，斗折蛇行，沿黑水河北岸行进……两岸山势陡峻，小道崎岖，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茂密无间，遮天蔽日”。那时，徐向前感到“最困难的是粮食。部队路过的地方，能搜罗到的粮食差不多都搜罗净尽，即便这样，粮食还是不够吃的”。也就是在这期间，徐向前收到中央的命令，“弟等今抵芦花，急盼兄（张国焘）及徐（向前）陈（昌浩）迅集中指挥”。为此，他又向芦花转进，并在黑水岸边与彭德怀相逢。对此，徐向前做了如下记述：

七月中旬，三军团已进抵黑水、芦花地区。彭德怀军团长得悉我军正向维谷开进，当即亲率一个团前来接应。维谷渡口的索桥遭敌人破坏，大家只能隔河相望。那里水流甚急，水声很大，双方说话听不大清楚。我见对岸有个身材粗壮、头戴斗笠的人，走路不慌不忙，估计是彭军团长。相互招手后，我便掏出笔记本，撕下张纸，写上——彭军团长：我是徐向前，感谢你们前来迎接。捆在块石头上，扔过河去。两岸的同志十分高兴，互相喊话、招手、致意。第二天早晨，我从维谷赶到亦念附近。找到一条绳索，坐在竹筐里滑过河去，与彭德怀同志相见。我们谈了些敌情及沿途见闻，还商谈了部队架桥事宜。他给我的印象，是个开门见山、性格爽直的人。

徐向前因等候架桥，在亦念逗留了两天，然后向芦花前进，预计二十日到达。

诚如前文所述，早在一个月前，毛泽东就从李先念等人的口中，知道徐向前是一位顾大局、识大体的同志；再者，他由周恩来、陈赓等人处了解到，徐向前对红四方面军的创建、展立下了特殊的功勋；更为重要的是，一个月以来，四方面军主要负责人中唯徐向前一人没有参与不利于团结的事情。因此，毛泽东希望通过徐向前的到来，掀起一次增进两大主力红军间的了解、团结的高潮。

对此，周恩来与张闻天、朱德等同志是赞成的。经研究，为了表彰徐向前对创建红四方面军所起的特殊作用，由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向徐向前授勋。

因此，中央及军委总部在徐向前到达芦花的当天——七月二十日举行了隆重的授勋仪式。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以及先于徐向前赶到芦花的张国焘、陈昌浩等四方面军的领导同志全都出席了授勋仪式。

徐向前自大革命失败之后，一直为创建鄂豫皖根据地、川陕根据地努力地工作着。因此，除去他在黄埔军校的恩师周恩来外，现任的中央及军委的领导都不曾见过面。当他晚年回忆起这次具有特殊意义的相见的时候，他写道：“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中央领导同志，我既高兴，又拘谨，对他们很尊重。”当他听到张闻天宣布授勋仪式开始之后，他立即双腿并拢，向着双手捧着红星金质奖章、满面微笑的毛泽东主席行了个军礼。

接着，毛泽东把这枚红星金质奖章别在徐向前的胸前，又伸出那双大手紧紧地握住了徐向前的双手。

这时，周恩来带头鼓掌庆贺。顿时，授勋的屋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徐向前紧紧握着毛泽东主席的双手，他想到的是：“这不是给我个人的荣誉，而是对英勇奋战的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的高度评价和褒奖。”因此，当毛泽东表过简单的贺词之后，他向着所有参加授勋的中央领导同志行军礼致谢。他看着那一副副微笑的面孔，还有那一双双深情的目光，顿时感到自己的责任是何等的重大！但是，当他那激动的目光与张国焘、陈昌浩等人那强作笑颜的眼神相遇时，他禁不住地愕然一怔，似乎在自问：

“他们为什么不高兴呢？……”

张国焘在达到向中央夺权的目的之前，私下与陈昌浩曾经做过什么交谈，他们二人都未谈及。但是，从张国焘第一个向李富春提出并公然要李向中央反映，要陈昌浩当红军总政委；而陈昌浩两次致电中央，要张国焘出任军委主席等看来，他们二人配合是相当默契的。就说这次先后赶来芦花开会，再联系陈昌浩于七月十八日要张国焘当军委主席的电报来看，起码可以证明他们参加芦花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以实力做后盾，向中央要军事指挥大权。按照他们的设想，先要把现任中央打成执行错误路线的核心，进而再迫使遵义会议后改组的中央机构让权。欲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通过各种手段审查中央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路线。但是，出乎他们所料的是，未等他们提出审查中央路线的要求，中央已经作出决定：七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二日，审查红四方面军自撤出鄂豫皖根据地以来的历史。在他们看来，中央所为不是对红四方面军的历史负责，而是借此转移他张国焘批评中央路线的矛盾。

与此同时，张国焘十分清楚，徐向前向陈昌浩公开表明：“我的能力不行，在四方面军工作感到吃力，想到中央去做点具体工作”的原因，是对他的领导作风有意见。时下，中央政治局就要决定开会审查红四方面军的历史了，毛泽东突然又提出给徐向前授勋，这必然会引起张国焘的疑虑。对此，陈昌浩也觉得有点惊奇，遂于会前问张国焘：

“我和向前同志是赶来参加中央会议的，他们为什么在开会之前，单独给向前同志授红星金质奖章呢？”

俗话说得好，善搞阴谋的人，他会把人世间一切美好的行为，都当成阴谋手段来看待。因此，张国焘沉吟片时，漠然地说道：

“我个人认为，这是老毛耍的小手段，无外乎是做出一个姿态，中央是信任你徐向前同志的。当然喽，按照他们的逻辑，向前同志就会站在他们的一边，赞成他们的路线，进而达到北进的目的。”

“既然如此，我们应该在明天召开的中央会议上，给他们来一个主动出击！”

张国焘自然清楚陈昌浩主动出击的本意，那就是在中央审查红四方面军历史的同时，向中央难——提出审查中央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但是，参加过多次党内路线斗争的张国焘懂得，在没有共产国际支持的前提下，只有他一个政治局委员难，结果一定是适得其反。因此，他微微地摇了摇头，说道：

“条件尚不具备。”

“你是不是担心向前同志……”

“不！不……”张国焘急忙打断陈昌浩的话语，“沉住气，要学会后制人。”

张国焘后制人的意思是：先看看毛泽东给徐向前授勋，再确定明天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方针。因此，在毛泽东给徐向前授勋的时候，他和陈昌浩勉强微笑鼓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但是，出他们所料的是，毛泽东给徐向前授勋之后，不但没有出现他想象中的借题挥，而且很快就宣布散会了。为此，他对陈昌浩、徐向前说道：

“你们在明天的会上，要把我们四方面军的成绩讲足、讲够，免得大家老看我们的缺点和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