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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第2页）

毛泽东听后微微地点了点头。对于中国的历史尤其是对于三国时代的历史，毛泽东是深有研究的。为此，他又补充道：

“这也说明诸葛亮是一位了不起的军事战略家，蜀国若想展，或一统天下，必须北上出祁山，伐北原，方能问鼎中原，而局促川康一带是没有出路的。”

“国焘同志还会节外生枝吗？”

毛泽东沉重地点了点头。

“他还会做些什么文章呢？”

“只有到了毛儿盖才会见分晓。”

如果说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初期，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反对中央提出的北上路线，并力主在川康一带建立根据地，仅仅是惧怕敌人、逃避战争的消极主张，那么到今天，由于张国焘的所作所为，北上与南下就生了性质的变化，实质上变成了路线之争。换言之，事态的展，促使张国焘必须坚持南下的方针，他才能达到篡夺党权、军权的目的。因此，张国焘在由芦花向毛儿盖北进的时候，继续借口“组织问题尚未统一”，延宕松潘战役的实施。因为他明白，只要没有起并攻下松潘，就等于没有叩开北出四川的大门。若想再坚持北上吗？只有走松潘以西的千里无人烟的原始草地。怕走不过去吗？那就按照我张国焘的南下路线办。

对蒋介石而言，张国焘延宕实施松潘战役是他求之不得的。就在“芦花会议”的前后，蒋介石在成都行辕“召集薛岳所部少校以上军官讲话并给予犒赏之后，另召集该部师长以上军官举行会议。蒋在会上指出，根据胡（宗南）纵队情报，红军先头已抵毛儿盖，当前红军主力可能向西北行动，但松潘西北是草地不能行动，其突围路线可能是两条，一条从毛儿盖、松潘经腊子口出甘南，一条从理番出平武、青川、碧口沿阴平故道再出文县、武都。当前在甘陕边凤县、两当地区活动的徐海东部（红二十五军）有进出甘南接应红军主力北上的企图。在会上，蒋介石决定命薛岳率部于八月上旬将第二路军前敌总部推进至文县，周浑元纵队推进至武都，对徐海东部布置堵截，以吴奇伟纵队北进至平武、青川与胡宗南部联防；以第三路军胡宗南部归薛岳指挥，集中松潘、漳腊、黄胜关，并以胡部进出上下包座担任封锁，堵截红军主力北上”。也就是敌十四万按时到达各自战略位置的时候，张国焘这位红军总政委才于七月底到达毛儿盖。到这时，红军已处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之中，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不得不撤销松潘战役计划。

张国焘运用延宕策略，达到取消起松潘战役的目的之后，又以红军总政委的身份出面召集军事会议，重新研究敌情，确定新的行动部署。“大家一致认为，因松潘地区敌人兵力集中，凭垒固守，我军屡攻难克，决定放弃攻打松潘的部署，改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所谓夏洮战役计划，就是利用敌人认为“松潘西北是草地不能行动”，而出敌不意向草地进军，“以红军主力出阿坝，北进夏河地区，突击敌包围线之右背侧，争取在洮河流域灭敌主力，创造甘南根据地为作战目的”。为了实现这一新的战役企图，徐向前和陈昌浩提议，集中红军主力，向一个方向突击。就用兵战略而言，徐、陈的提议是符合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的原则的。

但是，张国焘却主张分左右两路军行动，向且还借口便于统御，一、四方面军进行混合编队，互为犄角，配合行动。

张国焘两路分兵北上的主张，是违背集中兵力的战术原则的。但是，由于进军路线是纵穿千里无人烟的草地，且此招又出敌不意，故毛泽东等与会者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另外，对于张国焘提出两个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大军北上，毛泽东是深谙其用心的，但他坚信红军是党的军队，绝对不会跟着他张国焘反对中央，故也没有提出异议。当时，党中央尤其是毛泽东与周恩来只有一个想法：只要张国焘赞成率部北上，一切分歧都留在以后解决。就这样，军委“决定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五军、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三十三军组成，从卓克基北进取阿坝，控墨洼，继而向北出夏河；右路军由红军前敌指挥部率四军、三十军、一军组成，以少部兵力担负扼阻和牵制松潘胡敌的任务，大部从毛儿盖北出班佑、巴西地皮，万一无路可走，再改经阿坝前进。彭德怀率三军全部及四军一部作总预备队，掩护中央机关前进”。

与此同时，张国焘为了改变他在中央占绝对少数的格局，他到了毛儿盖以后，遂按照他的计划开始了反对中央、破坏团结的活动。先，“他举行了一个紧急的干部会议，在会议上宣布中央执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要求将四方面军的十几个干部分别批准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及书记处书记。他指责遵义会议是调和主义，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与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工作，不达目的即不收兵”。接着，他有意“在中央的附近，做了一个严重的军事示威。同时他在整个四方面军中封锁中央的影响，做了一个反对中央、反对一方面军的动员，造成了四方面军对于一方面军的异常恶劣的关系，全然不顾中央号召的两军团结北上的政治任务”。结果，诚如徐向前事后所说的那样：“张国焘对下面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不统一’……据说还派人找一方面军的同志了解会理会议、遵义会议的情况等，实际上是进行反中央的活动。”对此，聂荣臻做了如下记述：

我和林彪在右路军总指挥部开过会留下来吃晚饭，吃了很多胡豆。右路军的政治委员是陈昌浩，他是代表张国焘的。吃完了晚饭天还没黑。陈昌浩说，“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荣臻同志你留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留下后，他问我，你对遵义会议态度怎么样？你对会理会议态度怎么样？我说，遵义会议我已经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已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看来，他们认为，林彪已经不成问题了，要做我的工作，要动员我出来反对毛泽东同志。谈话时徐向前同志也在场，但他在一边，在地图上划标号，正在计划作战方面的事，他没有作声。就是陈昌浩一个人在那里高谈阔论。……

也就是在这前后，李维汉离开杂谷脑，历经千险万难，来到毛儿盖，向中央报告了张国焘等的反党活动。

毛泽东与周恩来、张闻天等感到事态严重，一致认为如不坚决抵制张国焘阴谋南下的错误方针，有力地制止其继续破坏团结、反对中央的行为，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们经过多次磋商，为了贯彻中央北上的正确方针，纠正张国焘的错误，决定在松潘县毛儿盖南面的沙窝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为此，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于八月三日二十一时致电张国焘：“请准于明日四时到达沙窝开政治局会议，并请通知傅钟、博古、邓、凯丰、富春赶来开会。”会议议程有两项：（一）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和任务；（二）解决组织问题。

毛泽东认为张国焘反党核心是党与军队的关系。换言之，张国焘试图通过改变党指挥军队的原则，把军队凌驾于党之上，进而达到篡夺党的最高权力的目的。其次，张国焘凭借自己手中所掌握的军队并以此为后盾，强迫中央承认“执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遵义会议是调和主义”，进而达到改组中央的目的。因此，毛泽东经与周恩来、张闻天反复磋商，要张闻天预先起草一个《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强调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坚持遵义会议决议，论述党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为了从全局和全党、全军的团结出，求得共同北上，并再一次地力促张国焘转变与争取广大的四方面军指战员，对张国焘的反党言行给予不点名批评。

张闻天是党内的理论家，他针对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个多月来出现的主要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了历史教训，分析了目前的现实情况，有力地而又是策略地抵制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因此，《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现摘录有关党的核心地位、路线等章节如下：

为了创造川陕甘苏区的历史任务，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的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唯一的绝对的领导之下生长与展起来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就没有苏维埃革命运动。

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红军中个别的同志，因为看到中央苏区的变为游击区，看到一方面的减员，看到党在某些工作中的错误与弱点。而认为是党中央政治路线的不正确，这种意见是完全错误的，但政治局认为对于其他个别同志的不了解与怀疑党应给以明确的解释与教育。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重新指出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的正确。……遵义政治局扩大会纠正了党中央在军事上所犯的错误，此后在军事领导上无疑义的是完全正确的，因此一方面军在遵义会议后得到了许多伟大胜利，完成了中央预定的战略方针。

上述决议的基本精神无疑是正确的，符合毛泽东一贯的建党、建军思想，当然也不可避免地有其历史的局限。毛泽东为了不过分刺激张国焘，在沙窝会议上未就原则问题继续阐述自己的意见，仅就形势和任务表了如下三点意见：

一、西北地区进攻的敌人主要是蒋介石。蒋介石用了全部力量对付我们，受了极大损失。从总的方面看，蒋介石的统治不是强了，而是弱了。

二、西北地区的特点，是统治阶级最薄弱的一环，帝国主义势力最弱的地方，少数民族最集中的地方，因靠近苏联在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西北地区的困难是人口稀少、物质条件缺乏、交通不便、气候条件不好等，这些都能克服。要用全力实现在西北先是甘肃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有了总的方向，两个方面军会合后，会取得更大的胜利。

三、领导全国革命的党中央在这个区域的第一个任务，是要使一、四方面军和兄弟一样的团结。过去我与朱德在井冈山会合的经验，今天可以适用。

对于毛泽东的上述三点意见，周恩来是心领神会的，那就是党和红军的出路和任务是北出四川，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为此，周恩来又做了如下的补充：“现在，我们最高的原则是作战胜利，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一致，所以我们要将问题尽量提到最高原则上来解决。”

朱德认为张国焘力主南下的目的，“就是想争官做”。并认为张国焘“到了毛儿盖后，他悲观失望了，他感觉革命没有前途，拼命想往西，到西藏、青海，远远的去躲避战争……他最错误的观念是想到一个最偏僻最落后的地方去建立根据地”。朱德为了说服张国焘，在沙窝会议上言指出：“两个红军主力会合后的力量增强了，创造川陕甘苏区是有把握的。对于一、四方面军，不能轻率地说谁好谁坏，存在缺点是可以改造的。”

沙窝会议，张国焘依然是在唱独角戏。这点，他在会前就完全估计到了。因此，他越地感到如要改变中央北上的路线，或说夺得中央的大权，必须改变他在中央政治局中的少数——六比一的地位。为此，他擅自向中央提出要九位四方面军的同志进中央政治局的提案，并要求在沙窝会议讨论组织问题的时候予以确认。但是，他又担心党中央尤其是毛泽东据理反对。所以他一直在暗自问：

“我如何在解决组织问题的时候，迫使中央接受我的提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