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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第2页）

九月八日二十二时

也就是在这前后，彭德怀感觉到“张国焘有野心，中央似乎没有觉察”。为此，他一走出草地，“立即到前敌总部和毛主席处”，用他的话说：“其实我只是为了到毛主席处去，才去前总的。”在这之后，他每天都去前总。同时，他还“秘密派第十一团隐蔽在毛主席住处不远，以备万一”。与此同时，他“在前敌参谋长叶剑英处，得知一军团到了俄界地区，找不到向导，问不到路。没有地图，茫茫草原，何处是俄界呢？这时杨尚昆已调其他工作，三军团政委是李富春”。诚如前文所述，张国焘出任总政委的第一件事就是收缴密码本，切断了中央与各军团之间的联络。彭德怀认为时下是非常时期，必须保持与一军团的联系，共同应付不测事件的生。他与政委李富春经过慎重研究，为防不测，“三军团准备了电台，另编了密本，也只能说是要与一军团联络，而未说是为了防止突然事变。派武亭同志（朝鲜同志）带着指北针寻找一军团走过的行踪，务把电台密本送给林、聂”。

由此可见，他对党、对毛泽东是忠心耿耿的。

俗话说得好，没有不透风的墙。张国焘反对北上，要右路军南下的消息，很快在总部直属单位传播开来。因此，空气分外紧张。其中，原干部团——时下为红军学校特科团政治委员宋任穷就亲自找过一方面军代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并说过这样的话：

“北上一定要把我们红军学校特科团带上。否则，我们开小差也要北上，那时候可不要因为开小差而开除我们的党籍。”

毛泽东与病中的周恩来等负责同志，就是在这种气氛中迎来了九月九日。天刚刚放亮，毛泽东就与张闻天等协商，如何应付这突的事件。这时，毛泽东虽然知道陈昌浩对坚持中央提出的北上路线开始动摇，但他依然寄望于陈昌浩与徐向前，希望通过他们二人把原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四军带往甘南。

但是，恰在这空当。徐向前与陈昌浩就收到了张国焘坚持南下错误方针的电文：

向、浩并转恩、洛、博、泽、稼：

（甲）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作持久战而破之；敌是否有续增可能。

（乙）左路二十五、九十三两师，每团不到千人，每师至多千五百战斗员，内中病脚者占三分之二。再北进，右路经过继续十天行军，左路二十天，减员将在半数以上。

（丙）那时可能有下列情况：

1向东突出蒙西（？）封锁线，是否将成无止境的运动战，冬天不停留行军，前途如何？

2若停夏、洮是否能立稳脚跟？

3若向东非停夏、洮不可，再无南返之机。背靠黄河，能不受阻碍否？上三项诸兄熟思明告。

4川敌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战为我特长。懋、丹、绥一带地形少岩，不如通、南、巴地形险。南方粮不缺。弟亲详问二十五、九十三等师各级干部，均言之甚确。阿坝沿大金川河东岸到松岗，约六天行程，沿途有二千户人家，每日都有房宿营。河西四大坝、卓木碉粮、房较多，绥、崇有六千户口，包谷已熟。据可靠向导称：丹巴、甘孜、道孚、天、芦均优于洮、夏、邛、大更好。北进，则阿坝以南彩病号均需抛弃；南进，尽能照顾。若不图战胜敌人，空言鄙弃少数民族区，亦甚无益。

5现宜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下。如此对二、六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

6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如何？立候示遵。

陈昌浩收到张国焘的这份电报之后，他当即“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徐向前“不愿把四方面军的部队分开，也只好表示南下”。他们两人经过研究，由陈昌浩向中央反映他和徐向前的意见。

毛泽东与张闻天等中央负责同志，在看了张国焘的电报之后十分生气，尤其听了陈昌浩的表态——他和徐向前同意南下的意见，当即给予了严肃的批评。据徐向前回忆说：陈昌浩“回来很不高兴，说是挨了一顿批评”。中央经过慎重的研究，决定对张国焘做最后一次努力，当即给他，并通过他给徐向前、陈昌浩了一则电报：

国焘同志并致徐、陈：

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展。如何复。

实事求是地说：张国焘展到今天，是在毛泽东所料之中的，因此他并不感到有多大的惊奇。但是，徐向前与陈昌浩突然改变态度，支持张国焘错误的南下方针，他的确感到很痛心。因为他清楚：由于前敌总指挥与政委改变态度，原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四军不可能随中央北出甘南了。这样一来，这上万名英勇的红军战士就要因此而受苦，甚至遭受巨大的牺牲了。他为了尽最后的努力，亲自赶到前敌总指挥部，站在院子里问徐向前：

“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

徐向前当然知道毛泽东问话的本意，他不无矛盾地答说：

“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也不好。”

毛泽东见徐向前是这种态度，认为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了，所以“便没再说别的，要我（徐向前）早点休息，遂告辞而归”。

既然原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四军一定要再过草地，那么如何才能把原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带往甘南，重新创建川陕甘苏维埃政权呢？这又变成了毛泽东思考的中心。

诚如前文所述，早在沙窝会议之前，张国焘为达到篡夺党中央领导大权的目的，他就“要求中央军委会和总司令部职权划分，工作程序确立。所有原中央军委会机构概属总司令部管辖，各单位直接秉承总司令总政委之命处理工作，一切军事命令都由他下达。中央军委会原属中央政治局，对总司令部居指导地位，负责审查核定总司令部所拟的军事计划和重要人事变动，不再直接布军事命令”。时下，中央对张国焘所控制的总司令部已经失去指导地位，而所属的前敌总指挥部，及其左路军和右路军又必须听命于总司令部，如果前敌政委陈昌浩不仅公然反对中央北上路线，而且还凭着手中握有三十军和四军，坚决执行张国焘南下的命令，不允许一、三军团随中央北出甘南怎么办？为此，毛泽东正在筹谋采用和平的手段，践行北出甘南的办法。

恰在这时，彭德怀赶到了毛泽东的住处，告之“陈昌浩完全改变了腔调，说阿坝比通、南、巴（川东北）还好。一个基本的游牧区，比农业区还好，这谁相信呢？全国政治形势需要红军北上抗日的事，一句也不谈了”。

虽说毛泽东已经知道陈昌浩的态度了，但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听了彭德怀的报告还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他沉吟片时，问道：

“老彭啊，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已经暗自采取了三项措施。”

接着，彭德怀把秘密派第十一团隐蔽在主席住处不远的地方，以防万一；重新编密码本，已派武亭送交林、聂；他每天都到前敌总指挥部观察动静，及时向毛泽东禀报等说了一遍。这时，毛泽东伸出粗大的双手，紧紧握住彭德怀的双手，感慨地说道：

“你真是我党名副其实的胆大心细的张翼德啊！”

彭德怀从这句话中似感到了什么，他顾不上品味这句话的内涵，随即又问道：

“我们坚持北进，拥护中央，他们拥护张国焘南进方针，一军团已早走了两天，四方面军如解散三军团怎么办？为了避免红军打红军的不幸事件，在这种被迫的情况下，可不可以扣押人质？”

毛泽东想了一会儿，断然地答说：

“不可！”

这时，彭德怀十分难过。他认为“如强制三军团南进，一军团不能单独北进了；中央不能去，一军团单独北进也起不了作用。一同南进，张国焘就可能仗着优势兵力，采用阴谋手段，将中央搞掉。这在亦念时，黄谈话就说出来了，他说，实际主事人是毛而不是张闻天（当时张闻天是总书记，他们并没有放在眼里）。这话当然不是一个年不满三十的黄所能理解的，而是老奸巨猾的张国焘口里吐出来的。扣押人质的意见是不对的，可是，我没有向第三者讲过，只是在处境危急的时刻，向毛主席提出供参考，以便求得一个脱身之计”。

毛泽东虽然不赞成彭德怀扣押人质的意见，但是他却从这一建议中看到了彭德怀忠于党并在关键时刻处处为他的安危着想的一颗心！

就在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后不到两小时，叶剑英快步走进毛泽东的住处，把一份绝密电报交到了毛泽东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