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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第2页）

洛甫告诉我，张国焘有电报说，如果毛泽东、洛甫、博古、周恩来等不同意南下，就把他们软禁起来。洛甫告诉我上述情况后，叫我负责把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总政治部等单位在次日凌晨带到巴西，会同党中央一路北上。并要我回中央机关担任中央组织部长。洛甫叮嘱我上述决定要绝对保守秘密。我接受指示后，就分别通知了凯丰、林伯渠、杨尚昆，叫他们明天凌晨就走。对下只说到黑水打粮，叫各单位负责人准备好。这天晚上，我到街上走了两趟，看看有没有现我们要北上的动静。我见四方面军的人没有现我们北上的意图，就放心了。

时令已步入九月中旬，雪域草原之夜的温度，宛似内地的秋末初冬，颇有几分寒意了。加之九月十日的凌晨刮起了萧瑟的大风，不仅把草地之夜的气温降低了几度，而且这呼啸的风声，无形中使本来已经十分紧张的气氛，又增添了不少恐怖的因素。凌晨已过，毛泽东安排好周恩来、王稼祥两位病号的转移之后，遂与张闻天、彭德怀等人走出住地，来到约定好的地方，任凭夜风劲吹，在焦急地等待着同志们的到来。

与此同时，李维汉也十分紧张，前半夜，他连眼都没顾上合一下，想着可能生的不测事件以及如何防范的措施。谢天谢地，终于熬过了九月九日的漫漫长夜，眼看着表针指向了九月十日的凌晨，他蹑手蹑脚地离开了自己的住处，站在路口等待同志们的到来。“中央机关、总政治部都走了，唯有中央政府机关还没有走出来，他们有银行、辎重，事情多。”他见“前面部队都走了，心中很焦急，就亲自跑到政府机关办公室的院子里去看，他们还在打包”。他低声地命令道：

“你们不用打包了，把东西丢掉些，要带的东西驮在牲口上，马上出！”

就这样，中央政府机关的人员“就按照这个办法，很快出了”。李维汉在检查过住地之后，随后也赶了上来，不久，就安全地到达巴西三军团的驻地。毛泽东小声地问李维汉：

“都到齐了吧？”

“报告主席，全部到齐。”

“好，上路吧。”

接着，李维汉带领机关干部告别了巴西，迎着瑟瑟的北风，踏上了北上的大道。

时间在无声地流逝着，但是叶剑英带的军委纵队的有关人员还没有到来。为此，毛泽东等领导同志都焦急不安地在夜风中踱步等待。也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毛泽东却在暗自思考着天亮后可能生的事情，以及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给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文。这时，彭德怀走到跟前，低声说道：

“主席，大部队已经上路了，你先去杨勇的十团吧！”

“好，我在杨勇的十团等你们。”毛泽东说罢沉吟片时，又补充道，“老彭啊，我再交给你一项重任，一定要等剑英同志的到来！”

“我会按主席的指示办的。”彭德怀知道毛泽东在为叶剑英的安危担心，遂又说道：“主席放心，剑英同志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对此，我是坚信不疑的。”毛泽东说罢大步走去了。

叶剑英是如何完成党中央交给他的任务呢？对此，他自己做了如下的回忆：

究竟怎样带直属队走？我一时没有想好。忽然想起了张国焘要南下的电报，决定利用他要南下的电报做文章。

我先和徐向前讲：“总指挥，总政委来电要南下，我们应该积极准备。先是粮食准备。先个通知给各个直属队，让他们自己找地方打粮食去。限十天之内把粮食准备好。”他说：“好！”得到他的同意后，我写了个通知，准备给各个伙食单位。通知上说，今天晚上两点钟出，自己找地方去打粮。通知写好以后，给陈昌浩看，他认为很对嘛，应该准备粮食。接着，我就找直属队负责人开会。参加会的有李维汉、杨尚昆、李克农、萧向荣等，大概七、八个人。我说，中央已经走了，今天晚上两点我们也走。大家对表。早一分钟晚一分钟都不行，整整两点动身。我要求大家严格保密，同时要按规定时间行动。

会后，我回到喇嘛庙。我和徐、陈住在一个屋子里。一个住一个角落。中间还有一盏马灯，我们是亮着灯睡觉的。那天晚上我怎么睡得着呢……大约一点四十五分左右就起来了。我预先曾派了一个小参谋叫吕继熙（即吕黎平），把甘肃全图拿来。我把它藏在我床底下的藤箱子里。我起来后，把大衣一穿，从床底下把地图拿出来，就往外走。

我先到萧向荣那里，他也刚起来。我告诉他，赶紧把地图藏起来，并说，这张地图你可千万要保管好，不要丢了，这可是要命的东西。当时，全军只有一份甘肃地图。我交地图给他的时候，离两点还有五分钟。我一摸身上，手枪忘记带了，要回去拿。萧向荣说：“你不要回去，回去有危险！”我说：“不要紧的，我是公开出来的。出来检查去打粮的队伍。”

我回去拿了手枪，又轻轻推了睡在门口的“死卵”（警卫员范希贤），他没有醒来，我怕惊动旁人就走了。我装作巡视部队出的样子，因为这是参谋长应该做的工作，不会引起怀疑。

就这样，叶剑英“一个人离开喇嘛庙，匆匆跨出大门上路。他牵着一匹骡子，来到一个磨房附近，杨尚昆已在那里等他。草原上空乌云密布，地面寒气袭人。两个人一点也不感到冷，既紧张又兴奋，急忙赶路”。他们二人赶到军委直属队休息的地方，同志们看到他们来了，真是高兴极了，不知是谁说道：

“好！你们开小差跑出来了。”

“不对！”叶剑英当即风趣地说，“不是开小差，而是开大差，是执行中央北上方针。”

叶剑英带着直属队大步向前走去。“在一个岔路口，叶剑英碰到了正在焦急等待他的彭德怀、张闻天、秦邦宪等。脱险后重逢，格外亲切，大家七嘴八舌，说得很热闹。”博古认为此时不是庆贺的时候，忙拉了一把，说道：

“参座，你还不快走。”

叶剑英立即动身，加快步伐赶路。待到他和杨尚昆等率直属队赶上三军团，已是拂晓时分了。这时，毛泽东与周恩来、王稼祥正焦急地等着他们的到来呢！见了面，毛泽东高兴地说：

“哎呀，你们可来了！好，好！我们正为你们担心呢！”

这时，毛泽东还有一个担心，那就是红军学校中的特科团能否准时归队。因为特科团的前身就是干部团，集中了一大批党的和军队的干部，是北出甘南，创造川陕甘苏维埃时的骨干力量。因此，他有些焦虑地问道：

“剑英同志，特科团的同志们不会出意外吧？”

“不会的，由韦国清和宋任穷带队，绝不会出意外的。”叶剑英非常理解毛泽东的心情，忙又解释道，“他们距离远些，估计会很快跟上来的。”

恰在这时，特科团团长韦国清、政委宋任穷率部赶了上来。毛泽东关心地问道：

“同志们，一路还顺利吧？”

接着，宋任穷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扼要地讲了出走的经过。对此，多年之后，宋任穷曾做过如下的回忆：

红军学校特科团在凌晨三时左右接到北上的命令，韦国清同志和我马上集合全团学员准备出。出前，我们简要地向学员们讲了当前面临的情况：现在有两条方针，一条是向甘肃、陕北北上；一条是回过头去向南，再一次过草地，大家看怎么办？我们还明确地告诉大家：北上是中央的方针，南下不是中央的方针。愿意北上的跟我们走，不愿北上的可以留下。“我们要北上，不要南下！”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

于是，特科团出了，这时李德和我们同行，他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在遵义会议以前的长征中，一直推行王明错误路线。这时他也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为不满，向我们说：

“我同你们中央一直有分歧，但在张国焘分裂的问题上，我拥护你们中央的主张。”

当时毛泽东听了宋任穷的汇报之后，尤其是听了李德的上述谈话，遂生出一种特殊的情感，并感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真理会暂时被当成谬误来批判，但真理终究会战胜邪恶、征服犯了错误的人的。因此，他非常高兴地把手一挥，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