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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第2页）

另外，毛泽东的为人，还有着常人所不知的一面，那就是只想默默地做事，绝不想与人争抢所谓风头。早年，他在致萧子升的一封信中，曾借用匏瓜和牡丹剖露自己的心迹：“若知夫匏瓜乎？阳动土暖，茁乙布薆，缠牵成蔓，不能自伸。苟无人理，则纵横荆棘之颠……然而秋深叶萎，牧竖过往其间，剔草疏榛，则累累之物，大者如瓮，乃是蔓之瓜也。反而观之；牡丹之在园中，绿萼朱葩，交生怒，蓄皇光晶，争妍斗艳——孰知秋至凉归，花则枯矣，实不可得。”“牡丹先盛后衰，匏瓜先衰而后盛，一者无终，一者有卒。”故他的做人格言是：“吾唯匏瓜之是取也。”换成今天的话说：他绝不学争妍斗艳、先盛后衰的牡丹，而愿做苟无人理、实结累累之物，大者如瓮的匏瓜。只要读者稍许回忆一下毛泽东在长征中的贡献，就一定会赞同毛泽东的上述论及。

时下，毛泽东不仅受着自己做人信条的戒约，而且他还清楚博古等同志对自己有成见，在这种情况下，还是由周恩来出面，自己在背后多做些实事为好。所以他听了周恩来的话后，忙又摆了摆手，恳切地说道：

“不，还是由恩来你挂帅为好。”

对于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张闻天一直是钦佩的；就连博古、凯丰等同志，在历经长达九个月的战争实践，尤其是与张国焘等人近三个月的较量，也都为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和策略手段所折服。因而，当他们听到毛泽东推诿的话后，都相继表态：支持毛泽东统帅这八千余名紧紧跟着中央的红军。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欣然应命。

事后追论：仅仅从这时的毛泽东、周恩来等对党权和军权的态度，我们不仅看清了他们与张国焘的区别，而且也看出了野心家张国焘是何等的丑恶！

由于朱德总司令跟着张国焘去了左路军，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四方面军没有北上之前是很难回到中央，主持红军总司令部的工作。由谁暂行朱德总司令的职权呢？毛泽东与周恩来、张闻天等一致同意，由彭德怀出任。

接着，中央决定由毛泽东与周恩来找彭德怀谈话，请彭在俄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改变军队编制的报告。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甘肃省俄界召开，史称“俄界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李维汉、杨尚昆、李德、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张纯清等。周恩来因为这些天来过分劳累，身体再度不适，没有出席俄界会议。

毛泽东先做报告。

毛泽东报告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北上与南下方针的争论。他指出北上的方针是“中央六月十八日决议，现在中央坚持这个方针，有同志反对这个方针，有他机会主义的方针，这方针的代表是张国焘、陈昌浩，中央已经过与他许多联系，但至今尚未达到”。在扼要地讲了张国焘在北上问题上出尔反尔的经过后，又针对徐向前、陈昌浩改变态度南下讲道：“徐、陈当时表示，要他走路回草地是不好，但北上有王均、毛炳文，走草地没有王均、毛炳文，这是他根据的机会主义观点。所以，张国焘坚决要他回去，他便主张回去。”

接着，毛泽东又代表政治局对四方面军的领导和路线做了评价：在鄂豫皖、南通巴时期，“一般是正确的”。但是，“从南通巴出来便不正确了，他退出南通巴，是在中央区红军退出中央区之后，那时他觉得南通巴孤立，决定到宁夏，又觉得宁夏有敌人骑兵（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决定到西藏。四方面军退出南通巴，是不正确的，打了胜仗为什么要退出？有什么理由？我想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央苏区变为游击区，中央红军退出中央苏区”。由此，又讲到在根据地问题上和张国焘的分歧：“背靠一个可靠的地区是对的，但不应靠前面无出路、背后无战略退路、没有粮食、没有群众（少数民族逃跑了）的地方……所以我们应当到甘肃才对，张国焘抵抗中央的决议是不对的。”

由于时下红军只有八千人枪，中央在坚持北上方针的同时，必须做些适当的调整，那就是“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指示与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为此，“中央要到能够指挥全国革命的地区去，即使不能达到目的地，我们也不致做瓮中之鳖，我们可以到各处去打游击，即使给敌人打散，我们也可以做白区工作，我们可以去领导义勇军”。总之，毛泽东对未来的局面做了最坏的估计，但又充满着信心，明确指出：实现这个北上的方针“是可能的，在地形上、敌情上，加上正确领导，加上克服困难的精神，无疑的是可能的”。

在谈到与四方面军的关系时，明确指出：“是党内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最后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赞成马上就做组织结论，原因是“我们现在还有两个军（原五军团与九军团），还有很多干部在那里，我们还要尽可能工作，争取他们……我估计，他还有来的可能，自然也有不来的可能”。

就在毛泽东做报告的时候，张国焘于九月十二日十时，给中央来一则“违抗命令、分裂红军”的电文：

林、聂、彭、李并转恩、洛、博、泽、稼：

一、据徐、陈报告：三军撤去脚杖寺、班佑警戒，乘夜秘密开走，次日胡敌有番反占班佑。三十团开班佑，在途与敌遭遇，团长负伤，伤亡百余。贯彻战略方针岂应如此。

二、红大已分裂，剑英、尚昆均须（？）逃，兄等未留一人在徐、陈处，用意安在。

三、兄等走后，次晨胡敌即知彭德怀部北窜，请注意反动乘机告密，党中央无论有何争执，决不可将军事行动泄之于敌。

四、诸兄不图领导全部红军，竟率一部秘密出走，其何以对国际和诸先烈。

五、弟自信能以革命利益为前提，虽至最严重关头，只须事实上能团结对敌，无不乐从。诸兄其何以至此，反（？）造分裂重反团结，敬候明教。

国焘亲笔

接着，张国焘在同一天，又以总政委的名义给一、三军团来一则命令南下的电文：

林、聂、彭、李：

（甲）一、三军团单独东出，将成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后悔之无及。

（乙）望归来受徐、陈指挥，南下先赤化四川，该省终是我们的根据地。

（丙）诸兄不看战士无冬衣，不拖死也会冻死。不图以战胜敌人为先决条件，只想转移较好地区。自欺欺人，真会断送一、三军团。请诸兄其细思吾言。

在俄界会议期间，中央收到了张国焘来的上述两则电报，故与会者言除去赞同毛泽东的报告外，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严厉谴责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行。对此，彭德怀回忆说：“有人主张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毛主席不同意。说，这不是他个人问题，应看到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

由此可知，毛泽东是一位高明的运用政策与策略的政治家。诚如彭德怀所评述的那样：“如果当时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以后争取四方面军过草地，就会困难得多。就不会有以后二、四方面军在甘孜的会合，更不会有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合了。上述做法是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的典范。”笔者认为，彭德怀的评价是公允的。

继毛泽东言之后，彭德怀受命做改变军事编制的报告。他根据形势和战略方针的变化，建议改变军队的编制：团不设营。每个团四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连。每连三个步兵排，一个轻机枪排。团以上不设师，直属军，军政为纵队，上层机关尽量缩小。经过讨论，会议采纳了彭德怀的建议，决定将北上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关于组织问题，会议做出如下三项决定：

一、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司令员彭德怀林彪（副）

政治委员毛泽东

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杨尚昆（副）

二、成立由彭德怀、林彪、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组成的五人团。

三、成立由李德、叶剑英、邓、蔡树藩、李维汉组成的编制委员会。

从此，毛泽东由幕后走向台前，成为名副其实的陕甘支队的统帅。而彭德怀与林彪也是次进入军事领导核心，在毛泽东的统一领导下，指挥陕甘支队与敌作战。

与会者一致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决定》。该决定明确指出：“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张国焘同志与中央绝大多数同志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进而严肃地指出：“目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公开违背党中央的指令，将红四方面军带到在战略上不利于红军展的川康边界，只是张国焘同志的机会主义的最后完成。”在分析、批判了“张国焘同志这种右倾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后，严肃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倾向的展与坚持，会使张国焘同志离开党。因此，政治局认为必须采取一切具体办法去纠正张国焘同志的严重错误，并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做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

最后，毛泽东做了结论。他指出：

一、对四方面军的总结，这是今天做出来的。这个斗争是两条路线的分歧，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张国焘是展着的军阀主义的倾向，将来可能展到叛变革命，这是党内空前未有的。在通南巴时的错误，是萌芽，是部分的严重错误。退出通南巴以后，便形成了另外一种错误路线，将来可展为军阀主义，苏维埃运动中的陈独秀主义。

二、目前战略方针，川陕甘计划是有变更，因一、四方面军已分开，张国焘南下，使中国革命受到相当严重损失，但我们并不是定向低落，而是走向大张旗鼓，游击战争打过去，更大规模、更大力量打过来。一省数省先胜利，是不能否认的。现在如此，将来还是如此，不过不在江西，而是陕甘。

……

俄界会议结束了，中央统一了认识，军队进行了改编，力量不是减弱了，而是增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