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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大运河的通航，网织起一个前所未有的物资交流网，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突破性的展。大运河的通航，也大大促进了南北科学文化的交流。同时，元大都不仅是元朝的政治中心，还是闻名世界的商业大都市。因为有了达的水路和6路，所以，大量商品源源不断地进入这座大都市。来自亚洲各国、欧洲，以及非洲海岸的使者和商队络绎不绝。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沿着时间的纵轴把今天的北京在世界上进行横向比较的话，不足百年的元大都，是北京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第三章　海纳百川大融合

  元代在中国历史上是特殊的一页，是北方蒙古民族建立的一个朝代。在我国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元代的统一促进了我国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展。元代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那海纳百川的融合性，尤其在元朝建立的初期，这种融合性更为突出。最显而易见的就是它疆域的融合性。元朝的疆域比过去任何一个朝代都要辽阔。元朝统一全国后的疆域为：北到西伯利亚，南到南海，西南包括今西藏、云南，西北至今疆，东北至鄂霍次克海。

  在这如此大的区域里，涵盖了各种各样的民族，他们操着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惯、文化背景&he11ip;&he11ip;要把这些民族都统一管理到一个国家，就必须要求各个方面的全面融合。在元朝统治下，不仅中原居民、北方居民得以进一步融合，而且西北、西南的民族和中原民族的关系也得以进一步密切。同时，在中国还涌入了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居民，以他们为主体，在吸纳土著居民的基础上，形成了人口众多的兴民族——回族。

  在元代的最高统治者看来，这种融合也是要有限度的，他们不可能完全被其他民族融合、同化。这是他们所不允许的。例如他们懂得汉族文化的优越性，又懂得要保持蒙古祖制，保证民族特权的重要性。因此，忽必烈制定的纲领是：&1dquo;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他要求继承蒙古族的祖宗成法，采取中原王朝的仪文制度，力图把两者融合起来。这种吸收式的融合从他主持的大都兴建的风格上就突显得淋漓尽致。

  宫阙建筑风格本于汉制，城门、坊名本于《易经》，而内庭摆设又带有蒙古斡耳朵（宫帐）的特色。大都除了修建一些伊斯兰教清真寺与基督教堂之外，元朝还在元大都兴建了国子监（孔庙）、白塔、妙应寺、白云观等文化性和民俗性建筑，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各民族文化的融会。

  此外，人口的迁移，交通的达，民族的杂居，也是导致各民族文化融合的重要因素。蒙军南下，军旅中多有&1dquo;回纥、羌、浑部落及中原人被掠避罪而来归者。”他们随军屯驻，大多数成了当地居民。同时，元军兵锋西指，西域归附，驿路畅通，方便了商贾往来，民族杂处，加深了彼此的友谊和交流，对促进社会的展起了重大作用。元朝对民族融合是有贡献的。

  这最明显的要数契丹人和女真人。契丹人在南宋时大批进入中原，至元代中叶已被元朝政府视同于汉人。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所列8种汉人中就有契丹人，元代后期&1dquo;契丹”之名便逐渐消失了。女真人的内迁从金太宗至金末，一直没有停止，特别是金宣宗因受蒙古人的压迫迁都汴京，内迁的女真人更多，约占女真人总数的一半。

  他们与汉人错杂而居，互为婚姻，改用汉姓，提倡儒学，女真人的民族特色已逐渐丧失。元代统治者将女真人、汉人、契丹人同列为第三等级，政治待遇相同，这在客观上消除了女真人与汉人的民族差异，促使女真人更加汉化。到了元末，中原地区的女真人已完全融入汉族中了。

  在融合的浪潮中，最具冲击力的，最有影响力的要数文化的融合了。这其中被汉族文化的融合是占有主流地位的。从历史角度地看，起于漠北的元朝入主中原，在它夺取统治权及其统治的前期，打断中原文化，即以儒学思想为主的华夏文明的正常展，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元朝最终成为继续华夏&1dquo;正统”的一环，其展华夏文明的贡献，也不容忽视。

  元朝灭金亡宋，不仅打破了原本相对稳定的文化圈，而且，其横扫亚欧，疆域猛增，又给中原文化注入了外来文明的鲜血液，丰富了中原文化的成因。从整个文化史上讲，元代这次巨大的文化转型，正处于华夏文化从开放走向封闭的转折点。

  这种汉化先是从统治者开始的。只有统治阶级的意志和重视，才能更快的转化为行动。元朝统治者在汉化的过程中，不仅接受金朝统治区的中原文化以及南宋统治区的江南文化，而且，他还广泛地接受了包括西域文化在内的大量外来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增加了外来文化的因子。

  同时，其亡金灭宋的过程中，也导致了中原与江南文化的大迁移，先是在金朝统治区里形成以大都为中心的大都文化圈，在灭宋的过程中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它又对江南进行文化掠夺，使得大量典籍文化及精英知识分子北上。这些行为，对江南文化所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但这一文化的迁移，更增加了大都文化圈里汉文化因素的分量，从而为形成元朝的文化特质提供了可能。

  这种文化的融合，大大提高了少数民族的文明程度。有些人接受了汉族文化熏陶，还擅长以汉语进行文学创作。例如贯云石（回纥人）、阿鲁威（蒙古人）、薛昂夫（西域人）所写的诗词或散曲，造诣颇高；杂剧作家则有杨景贤（蒙古人）、李直夫（蒙古人）等，其中李直夫所著杂剧，有《虎头牌》等11种。这一批来自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生活背景的作家，端流露出各式各样的风情格调。西北游牧民族特有的质朴粗犷、豪放率直的性格，注入作品的形象中，使元代的文坛更加多姿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