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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2页）

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

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

颠连直接东溟。

战士指看南粤，

更加郁郁葱葱。

毛泽东很快就从回忆中又回到了现实，他望着心境同样不好的傅连暲，只是小声且又低沉地吟了这《清平乐.会昌》。

傅连暲沉吟片时，近似自语地重复吟道：“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他似乎从这两句词中得到了答案，遂说了一句：“主席，应该休息了。”于是毛泽东就很不情愿地离去。

翌日上午，毛泽东久久思虑的大事——红军战略转移变成了现实。他接到中共中央“有特别任务”的秘密通知。毛泽东作为战略家，十分清楚地知道，这“特别任务”十有八九就是红军开始战略转移。他当即命令警卫员吴吉清：

“请通知所有人员，立即收拾东西，准备回瑞金。”

吴吉清离去之后，毛泽东边整理回瑞金的行囊边出了一个又一个自问：红军转移的突破口选在什么地方？红军转移后的落脚地又选在哪里？红军转移后何时再回到中央苏区？留在赣南的人民和伤员又怎么办？……他没有答案！但是，当他想到这样大的军事行动连他都不知其情之后，他那本来就十分沉郁的心情就越地沉重了。当他想到回到瑞金向谁讨教这一个又一个疑问的时候，他想到了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的周恩来。

周恩来生于清末，长于民初。毫不夸张地说，在他的身上集纳着一代救国志士的理想，他所走过的曲折的救国之路，就是一部有血有肉的中国近代史！如果说他西渡归来，在广州投笔从戎，帮助蒋介石办黄埔军官学校，一直到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南昌起义等，是他有意识地在中国践行巴黎公社的道路，想在中国大城市的上空飘起十月革命的红旗，那么他在上海参与领导白区革命长达四年的教训，就是他对这一革命道路生怀疑的时期。但是，他在何时才逐渐确立中国革命只能走由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呢？是他自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上旬由上海撤到中央苏区，在近三年的极其残酷的反“围剿”的战争中。而周恩来这前后十年的革命经历，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从创建初期由成功到失败、再由失败到觉醒的极其生动的革命史。

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之后，正式接任远在一九三零年十月十七日就决定了的苏区中央局书记之职。这时的中央苏区在毛泽东和朱德等同志的领导下，于是年九月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歼敌三万多人，迫敌转为守势，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没能对中央苏区动大规模的“进剿”。就在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前，原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人在董振堂、赵博生的领导下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宁都起义，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使红军实力大为增加，使中央苏区迅扩大，使赣南和闽西两个根据地完全连为一片。这时的红军已编成红一方面军，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总前委书记，朱德任总司令，下辖第一、三、五共三个军团，约六万人枪。实事求是地说，这时的中央苏区是比较和谐的时期。

但是，远在上海的由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坚持比李立三更“左”的错误路线，在不了解中央苏区情况的状况下乱指示，一味强调在国内革命战争中采取所谓“进攻路线”，不顾实际地要求红军攻打中心城市，公然要求“将中央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赣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先胜利。”

对此，坚持走以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毛泽东坚决反对。

这时周恩来刚刚接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经过和毛泽东同志交换意见，改变了他到苏区前主张进攻城市的意见，致电上海临时中央，明确表示：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但是，临时中央复电：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

对此，毛泽东仍不同意。

结果，周恩来与苏区中央局的多数领导作出攻打赣州的决定，并于一九三二年二月三日打响了围攻赣州的战役。但是，由于战略失策，判断失误，致使红军腹背受敌，不得不在三月八日撤出战斗。结果，“城未攻破，伤亡很大，又丧失了扩展苏区的有利时机，因而是失败的”。

从此之后，苏区中央局自觉或不自觉执行王明路线的多数领导同志，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相左，并生对抗。为此，苏区中央局于十月上旬召开了史家所称的“宁都会议”。用与会人的话说：“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自然，这斗争的矛头是对准毛泽东同志的。并提出要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的责任，而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

对此，周恩来十分清楚：这等于解除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他在战争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干，加之红军的基本队伍，是由毛泽东和朱德同志从井冈山一步一步带出来的，故不赞成这种意见。他强调指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因此，他坚持：“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的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事后追论：在当时的情况下，周恩来的这两点建议是可行的，对革命也是有利的。

但是，苏区中央局多数领导同志坚持要剥夺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权，加之毛泽东绝不屈服的性格使然，周恩来的建议落空了。最后，毛泽东被批准暂时请病假回后方。结果，那些坚持剥夺毛泽东指挥权的同志必然对周恩来不满，他们致电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批评周在会上“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认为周“在斗争上是调和的，是模糊了已经展开了的斗争战线”。

批评毛泽东的同志是错误的，责备周恩来的同志仍然敬服周的为人和才干。虽经多次所谓磋商，到十月二十八日，上海临时中央下达命令：以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这样一来，毛泽东的指挥权就被剥夺了。虽说在周恩来和朱德等同志的领导下，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但随着上海临时中央局迁入中央苏区，周恩来的指挥权也渐渐地被博古、李德等人剥夺了，使得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陷入了绝境，不得不作出战略转移的决定。

说到红军举行战略转移——长征，就在周恩来的心中激起很大的波澜，使他不能不想起近一年来生的令人痛心的战略失误……

第四次反“围剿”正在胜利进行的时候，原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处境日益恶化，并于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作出决定迁往中央苏区。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一到中央苏区，立刻把中央苏区的党、政、军大权抓到自己的手里，为推行其“左”倾路线，借批判所谓的“罗明路线”，无情地打击了一大批坚持执行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干部。自然，毛泽东同志的处境也就可想而知了。对此，周恩来同志是很痛苦的。接着，迁到中央苏区的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合并，以博古负总责，周恩来的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名义也就不存在了。年仅二十六岁、且从未打过仗的博古同志等下车伊始，就批评负责军事指挥的周恩来和朱德同志，强行“要求将一方面军主力分成两个部分作战”，这就是所谓的“两个拳头打人”。从此，周恩来的许多有益的建议被否决。

是年九月，蒋介石动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第五次“围剿”。恰在这时，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被博古聘为军事顾问由上海来到中央苏区。不懂军事的博古遂把红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这位不会说中国话，更不懂中国国情的李德。从此，“李德的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由李德一人躲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作战”。加之“当时中央的错误领导，和李德本人的专横作风，使他成了一个地道的‘太上皇’”。结果，使第五次反“围剿”从一开始，就陷于不利的作战态势。接着，博古等人又错误地处理“福建事变”，使得粉碎第五次“围剿”失掉了最好的机会。同时，使得红军陷入更大的被动中！翌年一月中旬，中共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博古等人不顾周恩来的反对，在指责毛泽东为“富农路线”的同时，坚持以张闻天代替毛泽东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为了搬掉最后一个不同意见者，又于二月三日任命周恩来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实际上他们又剥夺了周对前线部队的指挥权，只让周担负一些技术性的组织工作。大权在握的博古、李德命令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抗，推行“以碉堡对碉堡”和“短促突击”，实行消极防御的方针，使得红军所进行的许多战役、战斗都遭到了失败。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李德次对博古说：

“要准备做一次战略大转移！”

四月中旬，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吃紧，博古、李德赶赴前线，与朱德组成野战司令部。朱德名义上是司令，大权实际上操在博古和李德的手里。他们调集一、三、九三个军团的九个师坚守广昌，同有着优势兵力的敌人进行“决战”。结果，广昌失守，仅三军团就损失多达三分之一的兵力。在国民党部队进入中央苏区腹地的形势下，中央书记处开会决定：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并将这一决定向共产国际请示。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为了准备战略转移，成立了以博古、李德、周恩来为的中央“三人团”，遂秘密地开始准备工作。

在这前后，周恩来的心情是很不好的。但是，他清楚自己在三人团中的地位：政治上由博古做主，军事上由李德做主；周恩来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并不能与闻所有的事情。事至如此，他想的是如何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能顺利地完成红军的战略转移。在这期间，他协助中央决定以第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前进。同月下旬，他又协助中央决定第六军团退出湘赣边革命根据地，向湖南中部挺进。目的在于：“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

周恩来在完成“探路”和“调敌”之后，随着中央苏区不断缩小的危局，遂又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中去。但是，他很快现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自己是被排除在外的，像党政干部谁留谁走的事情，“三人团”不仅未开会研究，而且他“迄未与闻”。对此，他只能“相忍为党”，继续默默地做着交由他具体承办的事情。

今天时过中午了，周恩来依然在忙碌着。他刚刚给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打完电话，请他们迅赶到瑞金“接受重大任务”，警卫员又前来报告：毛泽东主席由于都回到了瑞金，要求面谈。周恩来听后很是兴奋，连忙说道：

“有请！有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