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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第2页）

“博古同志，”凯丰未等博古把话说完就断然地说，“明眼人一看即知，那是老毛演的项庄舞剑把戏！”

“这我清楚，”博古把头一昂，“老毛想否定我们执行的国际路线，那是办不到的！”

“博古同志你太书生气了！”接着，凯丰分析了中央政治局，尤其是周恩来近来生的变化后，又说道，“关键的棋子是周恩来，因此下一步棋成败得失，全在周的身上！”

博古与李德经过缜密的研究，遂决定在红军抢渡乌江之前和周恩来进行所谓摊牌式的谈话。

这天傍晚，博古把周恩来找来一本正经地说道：

“恩来同志，我和顾问李德同志的意见：必须召集紧急会议，重新审议北渡乌江、西进遵义的战略方向！”

“照这样说来，你们还是坚持原来的行军路线了？”周恩来严肃地问道。

“是的！这不仅关系到红军的命运，更重要的是关系到我们‘三人团’执行的是一条什么路线！”

对此，周恩来肯定也想过了。但是，他没有说出自己的想法，只是用反问的口气说道：

“你和李德顾问恐怕更担心的是后者吧？”

“你难道愿意承认自己犯了路线错误吗？”博古说罢看了看表情凝重的周恩来，又以近似威胁的口吻说道，“你应该知道这将意味着什么吧？”

“我当然知道！”周恩来终于暴怒了，“可我想得更多的是三万多名红军的生死，中国革命的存亡！”

博古一听愕然，再一对照自己的境界，甚感羞愧。他无言以对，匆忙告辞离去了。

毛泽东认真地听了上述争议之后，陷入了沉思中。他知道产生问题的关键是：红军突围转移之前，中央把军事指挥大权授给了最高“三人团”。换言之，如果要确保黎平会议决定以及今后与最高“三人团”相悖逆的军事计划的执行，中央必须收回授给最高“三人团”在军事方面的权力。但是，最高“三人团”成员不仅有党中央负总责的博古、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而且还有威信很高并握有实权的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他们三人万一追究解除最高“三人团”指挥权的理由，又该做何答复呢？如果提出最高“三人团”执行了一条错误的军事路线，周恩来会赞成吗？中央政治局中又有多少成员会投赞成票呢？再者，从中国共产党诞生那天起，中央进行人事变动，都必须预先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而今，由于中央红军突围转移，随红军转移的党中央已经和共产国际失掉了联系，如果博古、李德以及凯丰等人借口未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拒绝召开人事变动的中央会议又该怎么办呢？……对此，毛泽东实在是拿不准。

但是，火气正盛的王稼祥却没有毛泽东这样多的顾虑。他认为中央红军走到今天，责任完全是最高“三人团”执行了一条错误的军事路线。事到如今，他们，尤其是博古和李德不仅不总结失败的教训，接受大家的批评，反而还利用手中的权力维护自己的权威，继续坚持自己错误的军事路线，要把红军引向更大的灾难中，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怎么办？他坚持召开中央会议，彻底解决军事路线问题。自然，他也想到了与此有关的其他人事变动。这就是他找毛泽东交谈的原因。

“老毛，”王稼祥严肃地说道，“我了解博古，他是一介书生，军事上又完全听命于李德，还把这位洋军事顾问捧上太上皇的宝座，这样下去怎么行呢？”

“这本来就是不应该生的事，可在我们党中央还被奉若不可变更的金科玉律！”毛泽东说罢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顺着王稼祥的话题说道，“翻一翻中国的战史，有哪一个取胜的战役，是不会说中国话的洋人指挥的呢？”

毛泽东这番话语在王稼祥的心中引起了共鸣，他终于失去了政治家那应有的忍耐性，遂断然地下了结论：

“这种不正常的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毛泽东早在宁都会议之前就是这样想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种不正常的局面不仅没有得到改观，反而愈演愈烈，毛泽东等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还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与迫害。他在三年多的逆境中认识到：真理被当作谬误是常有的事。与此同时，真理在一定的条件下，还会暂时被谬误所战胜。这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人的觉悟。如果操之过急，他个人被谬误打倒事小，三万多红军——还有未来中国的革命就会遭到很大的损失了！这就是毛泽东为什么不急于和博古、李德交锋的真正原因。今天，他听了王稼祥的结论之后，又试探性地问道：

“你说该怎么办呢？”

“我想了很久了，”王稼祥大有破釜沉舟之慨，“只有把他们轰下台，由老毛你来指挥红军。”

毛泽东知道王稼祥说的是肺腑之言，但他并没有附和着王说下去。他沉吟片时，又不无担心地问道：

“会有多少人赞成你这种意见呢？”

王稼祥自然也清楚毛泽东这句话的内涵，他想了想，遂说了这样一句话：

“事在人为嘛！”

毛泽东赞成王稼祥说的“事在人为”，这是因为最高“三人团”所执行的军事路线，已经到了非改变不可的时候了！而军事路线这件可为又必须为的大事靠什么呢？靠人为。但是，毛泽东深知自己所处的特殊地位，他不能出面。因此，他仅仅是微微地点了点头，表示赞同而已。

王稼祥理解毛泽东的处境，在政治斗争中，投鼠忌器也是必要的。他想过许久了，这件做“人为”的人的工作，已经责无旁贷，或说是历史地落在了他的肩上。另外，他作为总政治部主任深知，欲要改变最高“三人团”所执行的错误的军事路线，单靠中央政治局委员还不行，必须动在一线指挥作战的同志现身说法，才能给博古、李德以致命的一击。为此，他先找了聂荣臻同志。

聂荣臻由于脚化脓了，坐担架行军，有时还跟着中央纵队行动。诚如他自己事后所说：“坐担架给了我思考问题的机会。”他通过痛苦的思索，逐步形成了坚定的认识：“只要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得势，革命就大展；反过来，如果王明路线占上风，革命就受挫折，红军和根据地老百姓就遭殃。”可“为什么不能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呢？……”他百思不得其解。

可以想见，王稼祥和聂荣臻越谈越投机，大有一拍即合之意。很快，他们二人得出如下的共识：事实证明，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而这个问题，势必要在一次高级会议上才能解决。

说到必须召开一次高级会议的事情，王稼祥清楚：那一定是扩大的政治局会议。要召开这样的会议，单靠他这位政治局候补委员是不行的，还必须和时任政治局常委的张闻天会商。

王稼祥与张闻天进行这次有历史意义的交谈，是在黄平附近的一片橘林中。两副担架一字儿摆好，王稼祥和张闻天头靠着头，望着满树金黄的熟透的橘子，进行着深入的交谈。但是当说到该怎么办的时候，他们二人又陷入了长时间的凝思中。突然，一阵寒风吹来，一个硕大的橘子脱枝落下，刚好砸在了张闻天的头上。王稼祥惊得抬起头，关切地问道：

“洛甫，砸疼了吧？”

“刚好起到清醒的作用。”张闻天顺手拿起这个橘子剥开，把橘瓣递给王稼祥，“吃吧！”接着，他把橘皮送进嘴里，有滋有味地品着。

“你怎么吃橘皮？”王稼祥惊诧地问。

“橘皮入药，可以治病。”

“你有什么病？”

“害了苦中思甜的大病！”

王稼祥恍然大悟，遂又把话题扯回到“怎么办”上来。他怅然地叹了一口气，说道：

“是到了苦中思甜的时候了！你是常委，是有权向政治局建议的，我们总不能像叫花子打狗——边走边打吧？”

“我想过了，仗这样打不行，我看还是要老毛出来，他打仗有办法，比我们都强。”

“我也同意。”

“你和老毛谈过了吗？”

“谈过了。他担心：他们会交权吗？”

“这由我来做。找个适当的时机开会，由中央来决定。”

王稼祥和张闻天谈过话后，立即给红三军团长彭德怀打了电话，转达了张闻天同志的意见。令王稼祥高兴的是，这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高级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正当此时，他们突然接到通知，大意谓：请于十二月三十一日赶到猴场，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王稼祥愕然问道：

“会议的内容是什么呢？”

毛泽东笑了笑，似成竹在胸地说道：

“我看他们还是要否决黎平会议的决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