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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第1页）

毛泽东与朱德详细研究了“声东击西”的方案之后，起草了《各军团集中鸭溪和作战部署》的电令，交由周恩来等审阅，并以中革军委的名义于三月五日凌晨三时致电各军团：红九军团在桐梓、遵义钳制敌人，“主力则西进遵（义）、仁（怀）路上突击周（浑元）敌”。

电令规定：“第一、三、五军团及干部团今五号应集中于鸭溪及其附近地域”；“各兵团一到集中地即受前敌司令部指挥”。

毛泽东、朱德于三月五日清晨六时三十分率部告别遵义，向鸭溪前进。行前，周恩来、张闻天、陈云、王稼祥等赶来送行，大家相继握着毛泽东和朱德的双手，几乎都是说着一样的祝福话语：“等候你们的胜利消息！”而毛泽东与朱德也异口同声地答道：“托福！托福……”

“托福”二字是传统的用语。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托福”二字已经被各界人士用滥了，完全变成了一种客套话。但是今天，这用语由毛泽东的口中说出，却变得是那样的深沉与自信。

是日，毛泽东随前敌司令部由遵义安抵鸭溪。一路上他与朱德商议消灭周浑元纵队肖致平第九十六师、谢溥福第五师的作战部署。因此，一俟前敌司令部安抵鸭溪，遂以前敌司令朱德、政委毛泽东的名义布了《前敌司令部关于消灭萧（致平）谢（溥福）两师的部署》。由于该部署是毛泽东自宁都会议后三年多以来第一次签的命令，同时该部署还间接影响着三渡赤水河，故很有必要把战役部署部分摘记如下：

1判断周纵队肖谢两师共七个团明六日有由长干山向枫香坝、白腊坎前进，万（耀煌）师六个团则有由长干山前进模样。黔敌何知重部三个团将由石坑坳向大黑水前进。

2我军有先消灭肖谢两师之任务。明六日部署如次：

（甲）一军团及干部团为右纵队，于明六日拂晓取道花苗田向长干山、枫香坝之间攻击，其第一师应绕至倒流水、李村地域突击敌后尾，以第二师向青坑地域之敌侧击，干部团随第二师前进，受林、聂指挥。

（乙）三军团为左纵队以主力三个团经温水沟绕过温水大山西端向倒流水、青坑、养马水，由南向北攻击，以一个团扼守九龙山、白腊坎，正面吸引敌人东进。该军团应该派出小部至太平场以南迷惑并钳制何（知重）敌。

（丙）五军团为总预备队，进至白腊坎待命。

3明六日各兵团须以猛烈动作解决敌肖谢两师，以便七日继续对万（耀煌）师作战。

4总后方在鸭溪、花苗田至遵义地域。

5前敌司令部随一军团司令部前进，明六日在白腊坎。

诚如前文所述，毛泽东于三月五日制定上述《消灭肖谢两师的部署》，是依据蒋介石于三月三日制定的《关于收复遵义部署》的电令。如果蒋介石不改变这一部署，毛泽东消灭敌肖、谢两师的计划一定能够实现。但是，也正如前文所述，就在朱德、毛泽东以前敌司令部名义布上述战役部署的时候，蒋介石从焦躁的心态日渐平静下来，非常巧的是，也是在三月五日这一天，他给薛岳、周浑元下达了《关于暂取攻势防御》的命令。这实际上等于取消了两天前下达的《关于收复遵义部署》的电令。对此，毛泽东不仅不知道周浑元纵队取消了“限鱼日集中枫香园、鸭溪口一带，即向遵义城西南地区进攻”，而且也不晓得蒋介石电令“周纵队明（六）日决在长干山附近集中，并构筑强固工事，暂取攻势防御”。因此，毛泽东预计胜利在握的战役就无法实现了！

毛泽东虽然不知蒋介石改变战役部署的命令，但他凭借六日一天敌我双方的态势，就明确知道敌人已经改变了部署。一般的军事家遇到这种情况，不是仓皇失措，就是依据敌变我变的原则改弦更张，退出预定的战场。但是，毛泽东不仅看到了敌变，而且还知道这次突然的敌变，不是因为获悉我的军事动态改变的，是由敌自身的变故而引起的。正因如此，也证明了敌人并不知道我方的军事目的。一在这种情况下，是猝然改变我方军事部署而示变于敌呢？还是耐心静观敌变，重新制定制胜于敌的作战方案呢？前者，从表面上看来能安全地保全自己，但从战略的角度去看，不但不能洞察敌人，反而容易把自己的弱点甚至我方的军事目的暴露给敌人；后者却恰恰相反，它是以我不变应敌万变的上策，前提是镇定并有临机处变的指挥才能。毛泽东不愧是一代大军事家，他就像当年端坐城楼抚琴观变的孔明，当即下令：我军在遵义、鸭溪、白腊坎一带休整待机，给敌造成错觉，徘徊诱敌。

毛泽东按兵不动的策略的确给蒋介石出了一道难题，使他不得不出这样的自问：“毛泽东为何出此之策？”他就像当年大兵压住西城的司马氏那样，在未摸清中央红军的真实情况之前，万万不可仓促用兵。同时，他担心薛岳等属下为向他邀功做出蠢事，遂派人给薛岳送去两件手谕。据当事人回忆，摘要如下：

薛岳当时接到蒋介石两件手令，一件是强调今后在前线“围剿”的部队长。无论“追剿”堵截或防守，如不与城池共存亡，未奉命而私自逃亡者，一律治以失土“纵匪”之罪。另一件说，由于遵义战役失败教训，今后对飘忽无定的共军在战略上虽要猛追猛打，在行动上要稳扎稳打；追剿部队每进一地，在宿营前，一定要修碉。碉未修成不许入营。围剿堵截部队也依此行事。各部队长应告诫官兵，不得有丝毫疏忽，切切毋违为要。

与此同时，远在重庆的蒋介石时时都在关注中央红军的行动。他于六日晨收到周浑元电称：“鸭溪之匪，今晨窜石沟、太平场一带。”是日末，又收周浑元电称：“石沟附近已无匪迹，但枫香坝北花苗田一带，窜到匪甚多。”蒋氏与陈诚、晏道刚等密议认为：“据此判断，花苗田之匪是由遵义继续窜来之后卫，其鸭溪之主力，昨晨已窜过石沟西进矣。”另外，蒋氏又收到蒋在珍报告：“匪约三千多人，以绥阳附近对战。”蒋氏认为“此乃匪特留一部于黔东以牵制我军之行动”。综合各方面的情况，蒋介石于三月七日给周浑元、吴奇伟了一份《关于向黔西挺进》的电令。摘记如下：

据此判断，匪以西窜公算为多。望两兄各电王（家烈）、犹（国才）在打鼓新场一带之黔军，严密布防堵截。乾初（周浑元）兄部应准备取直径向黔西之西北地区挺进，一俟本日飞机通讯袋投到，匪情明了后，当不失时机，找匪进击。周纵队主力应跟匪猛进，其所派之别动队，尤应立时出在黔西之西北纵横分布埋伏。以代民团扰乱与夜袭之任务。

从上述这份电令可知：蒋介石对毛泽东即将采取的军事行动，仅仅是一种主观判断：“以西窜公算为多。”也就是说，在蒋氏的心目中，中央红军有很大可能向黔西北前进。因此，他要求位于黔西的周浑元纵队“在黔西之西北纵横分布埋伏”。

但是，两天过去了，毛泽东依然在原地静观待变，徘徊诱敌，这又把多疑的蒋介石的视线引向东面的战场。他担心毛泽东不是“放弃遵义，仍向西窜，求达其原来目的”，而是“先求与我周纵队决战，然后再向南贵阳压迫”。尤其当他想到退至乌江南岸的吴奇伟纵队、据守打鼓新场一带的黔军都曾大败于红军手下，因此，他又向薛岳出《关于吴奇伟部主力向大渡口、刀把水转移》的电令，不仅要求在“打鼓新场、西安寨、太平寨一带，应派得力人员切实联络”，而且还明确指示：“黔西至西安寨一带，已有黔军扼守，则吴（奇伟）纵队除酌派一团兵力扼守鸭池河、滥泥渡、六厂渡一带外，其余主力应向大渡口、刀把水一带转移，于真日（十一）集中完毕。”

从上面的部署可知：蒋介石仍然“暂取攻势防御”。为防中央红军向黔西北转移，命黔军在打鼓新场严密布防堵截的同时，派中央军周浑元纵队向黔西之西北地区挺进，并在该地“纵横分布埋伏”；为防中央红军再与新败遵义的吴奇伟纵队决战，他又对吴纵队提出明确防范的措施。在他看来，这是一个万无一失的“暂取攻势防御”的战略部署。

但是，也正是蒋介石在不知毛泽东下一步将移动哪个棋子的前提下，做出了上述“暂取攻势防御”的部署，结果，他又犯了兵家的大忌：分散用兵。换言之，这就等于授给了毛泽东于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最佳良机。

正当毛泽东暗自运筹歼敌妙计之时，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于三月七日陆续撤出遵义，会集鸭溪。换言之，毛泽东与朱德的前敌指挥司令部又失去了独立决策的权力。恰在这时，红一军团两位主要负责人林彪、聂荣臻十日一时电告军委：“关于目前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即打鼓新场）、三重堰之敌。”对此，史家称为攻打打鼓新场。按照在猴场会议立下的规矩：要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因此，张闻天于三月十日于笱坝（一说在鸭溪）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攻打打鼓新场的战斗。

我们从有关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到，当时主张攻打打鼓新场的主要理由是：一、打鼓新场的守敌为黔军，在与中央红军交战的两个多月中一挫再挫，不仅战斗力差，而且早已成了惊弓之鸟；二、主动出击，再打一个胜仗，可以在挫敌之锐气的同时，高扬一下我中央红军的威风。为此，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所有成员——除毛泽东以外全都同意起攻打打鼓新场战役。

毛泽东在会上的言也没有留下文字记录。据有关参加者的回忆，大意谓：毛泽东认为红军十二日才能赶到打鼓新场，到那时，奉命西来的滇军也赶到打鼓新场与黔军会合。与此同时，驻扎在附近的川军也可从旁侧击红军，所以反对攻打打鼓新场。

但是，毛泽东没能说服与会者，大家还是主张打。因此，会议争论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

与会者中，据洛甫同志的回忆，毛泽东就任前敌政委之后，“王稼祥些议论，经常要求中央开会，讨论军事行动”。我们从这些话中可知，王稼祥对毛泽东当机立断的指挥作风有意见。另外，自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采用运动战，打了一个又一个大胜仗。但是，打运动战就要求部队多走路，甚至是一天接一天的急行军，这样部队除去减员而外，都感到十分疲劳。所以，想打阵地战或主动出击的思想又开始抬头。显然，那时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并没有被大家完全承认，红军长征以运动战为主的观念也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当争论双方互不相让且逐渐激烈的时候，王稼祥认为自己在遵义会议上是支持毛泽东的，没有投鼠忌器之嫌，再者，他是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认为自己应当从党的利益出坦出其言，故说道：

“我仍然坚持主张起打鼓新场战役。一、自长征以来，尤其是遵义会议之后，一直打运动战，红军指战员十分疲劳；二、既然绝大多数同志力主打这一仗，说明就有胜利的把握。这样，也可以鼓舞一下士气嘛！”

接着博古指出：“据我所知，有不少指战员对如此打运动战有意见，希望能主动出击，打一两个漂亮仗，不仅能威慑敌胆，而且红军也能得一休整。为此，我也主张起打鼓新场战役。”

对遵义会议持否定态度的凯丰，主要是反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红军在长征中应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战略思想。当他听完博古的意见之后，几乎是以做结论的口气说道：

“既然只有老毛一人反对，政治局就做结论吧！”

“不行！”毛泽东霍然起身，十分坚定地反对。

“为什么？”王稼祥愕然相问。

“我们只能服从真理！”毛泽东答说。

凯丰听后，认为到了反击的时候了，故以不屑的口气反问道：

“难道只有你老毛一人掌握真理，而大家命中注定是代表错误的？”

诚如前文所述，张闻天的兴趣是在探索理论方面，对打仗不仅是外行，而且也没有多大兴趣。因此，他并不知道：“日常的军事指挥需要完全的集权。这种会议，对前方指挥者按军情变化做出必要的专断处置自然是有妨碍的；而会上的争论，更会扰乱前方指挥者的部署。”他只是鉴于过去博古、李德独断专行，缺乏民主的教训，所以才履行职责，主持这种他实在外行的军事会议。但是，他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作风民主。因此，当他现会议的气氛以及某些同志的言味道不对的时候，就主动地制止了大家的言，平心静气地说道：

“都不要意气用事，更不要压制民主。下边，请泽东同志继续阐述反对的意见。”

张闻天是有威信的，这倒不是因为他是党的一把手。他的学识、作风、为人，当然也有他当时在党内的位置，使包括反对遵义会议的博古、凯丰等同志都很尊重他。所以在他言之后，赞成攻打打鼓新场的同志都停止了言，静听毛泽东继续阐述反对的意见。

毛泽东虽然历经三年半之久的人生磨难，但他那种受情绪化影响的个性还是在左右着他的言行。因而他带有情绪地指出：一、黔军在打鼓新场一线设防有时，加之川军从旁策应，滇军奉命赶到与黔军会合后设防，对敌而言，是以逸待劳；二、红军长途奔袭，又刚打完再克遵义等胜仗，尚未来得及进行休整，再动这样一个战役，就如同啃一根硬骨头，损失了部队不值得；三、蒋介石的目的，就是以川黔滇部队和我决战，取一石三鸟之效；四、时下是敌强我弱，只有开动两条腿，不怕苦，不怕累，在运动中寻找战机，消灭敌人。最后，他有些激动地说：

“请同志们慎重地考虑一下我的意见。”

张闻天认为是到了表决的时候了，因此，他巡视了一遍与会者的表情，说道：

“谁同意泽东同志的意见？请言！”

与会者保持沉默。

张闻天沉吟片时，又说道：

“同意动打鼓新场战役的同志请举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