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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2页）

“如果我没有猜错，两位是为了红军如何渡河，向我们献策来了！”

“谈不上什么献策，只是把我和富春同志了解到的一些情况，提供你们在决策时参考。”陈云平和地答说。

对此，陈云在化名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做了如下记述：

当晚我为政治部副主任李富春诊脚病（陈云以医生身份写的这篇见闻录），适李召见一老者，年已九十以外，为当地之馆教师，尝亲见当年石达开在此失败者，正由李富春享（飨）之以酒肉，请其讲述石军历史。据老者言，石军到安顺场时尚有五六万人（实有二万余人），刀枪马匹无算。但一至安顺场，忽遇上游大水，安顺场前面之山水暴不能渡河。前有大渡河，右有清军，且拆断小河之铁索桥，左为山崖绝壁，后为彝民，且当时彝民之数量远过于现在，石军被困于此者，凡四十七天。当时军心不固，而石氏本人亦动摇，故自缚入清营，石军均为俘虏。老者并云：“长毛”并非强盗，自称“复汉驱胡”。石部对人民甚和气，军队有纪律。老者并云：“红军之纪律则较翼王（即石达开）军更好。”据老者之所云若是，石达开当时未能渡过大渡河而失败于大渡河边确系事实。

周恩来听后的直觉是：石达开不是有船不渡而失败的，而是坐困四十七天导致他“自缚入清营，石军均为俘虏”。因此，这又佐证了毛泽东的看法是正确的。

或许是毛泽东胸中已经有了北渡大渡河的方案，也或许是他那作为诗人的气质再次显露，听了陈云、李富春的汇报之后，他的兴趣点依然在那位年过九十的老人身上。他十分好奇地问道：

“这位老秀才是如何看待石达开的失败的？”

“他曾为石达开的失败写过一诗。”陈云答说。

“有意思，有意思！”毛泽东非常认真地问道，“你们记下来了吗？”

“富春同志记下来了。”陈云答说。

“富春，快念给我们听听！”毛泽东催促道。

李富春取出一个小本本，仔细地翻开，念道：

“前有大渡河天险阻拦，右有唐军门雄师百万，左有松林铁索斩断，后有铁寨子倮倮把关。”

“概括的不错，就是诗味不足。”毛泽东说罢又问，“这位秀才给我们红军写诗了吗？”

“也写了。”李富春答说。

“快读读看。”毛泽东说道。

接着，李富春又从他那个小本子中找到了这诗，读道：

“红军起义替天行道，百税厘金一笔勾销，贪官污吏望风而逃，打尽土豪百姓欢笑。”

“好！好！”朱德听后拍手称快，“可惜的是，他不知道我们红军要解放全人类。”

周恩来听了这位老者的诗后，从“老人知事百世通”的角度出，提问道：

“这位长者对我们红军提了什么要求没有？”

“只对我们说了五个字：长勿停留。”陈云答说。

“好！好！有战略眼光。”毛泽东伸出大拇指表扬道。

恰在这时，军委送来了有关的情况通报：一、敌由于大渡河安顺场渡口失陷，国民党部署的河防工事一下成了不可收拾的局面。第五旅旅长杨学端根据当地地形和整个混乱局面，“决定溯流前进几里，由连坡湾上野猪岗山顶，据险以守”。妄图阻我红军沿着大渡河北去。二、我通讯机构破译了蒋介石《关于现红军便衣队偷渡大渡河给薛岳电》。电文如下：

中（蒋中正）刻抵成都。据刘自乾（刘文辉）敬亥电称：大树堡已现便衣队一二百人混在难民中，为我军防河部队搜捕，故未得逞。但匪大部尚未觉也。我军在德昌应酌留一营兵力筑碉防守，并征集粮秣，保护后方输送为要。

中正宥侍参蓉

多数与会者听了这两条消息之后，对如何渡过大渡河更增加了紧迫感，谈论的话题很自然地又集中到这方面来。

但是，毛泽东却要过了这份刚刚破译的电文，看着蒋介石报的时间、地点陷入沉思。他知道“宥”字的韵目代日是二十六日，也就是他到达安顺场的当天；“蓉”是成都的又一称谓。也就是说，蒋介石已经由昆明飞抵成都。在这期间，蒋介石做了些什么姑且不论，他突然飞抵成都的直接目的自应是：由于中央红军很快就要到达川西，与突破嘉陵江防线西进的红四方面军会师，所以，他不仅关注如何把“朱毛”变成石达开第二，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提前部署所谓川西“会剿”。

“请安静！”周恩来作为新“三人团”的团长，面对中央红军困守在大渡河南岸的危局，真是心事重重啊！他听了大家一段言，又看了看毛泽东沉思不语的表情，遂严肃地宣布，“下边，请泽东同志言。”

自从遵义会议毛泽东重掌指挥大权之后，大凡中央红军在前进的路上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或举棋不定，或有意见分歧的战略部署，大家都很自然地把注意力集中到毛泽东的身上。

先，毛泽东扼要地讲了石达开兵败安顺场的真正原因，一是没有搞好和彝族上层的关系，他被与清廷勾结的上层“土司”出卖了；二是坐困安顺场四十七天，失去了转危为安的机动空间，待到弹尽粮绝之时，只有坐以待毙，全军覆没。就这个意义上讲，那位秀才长者的话：“长勿停留！”不仅是对我们的忠告，更重要的是他对石达开兵败安顺场的正确总结。

其次，毛泽东指出：我们不做石达开第二，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长勿停留”这五个字。我们兵出大渡河的下游吗？显然此路不通。原因大家是知道的，由于我们偷袭安顺场，在大渡河的下游富林渡口搞了一次佯攻，把敌人河防的主力全部吸引到了下游。方才，我们又破译了蒋介石现我军在富林一带偷渡的电文，不要几天，敌军就会全部压到大渡河的下游。这样算来，我们的生路就剩下了一条，那就是溯大渡河而上。

毛泽东说到此处，请参谋在桌上摊开军用地图，他用手指着安顺场的位置，恰好是处于大渡河由南北走向变为东西走向的拐弯处。接着，他又用手沿着南北走向的大渡河向北指去，最后他的手指停在泸定的位置上，指出这儿有一条铁索桥，这儿是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的唯一生路。但是，如何实施抢夺泸定桥的任务呢？毛泽东说了这样一段话：

“好吧，我们兵分两路。一师和干部团在这里渡河，为右纵队，归刘（伯承）、聂（荣臻）循大渡河左岸前进；林彪率一军团二师和五军团为左纵队，循大渡河右岸前进。两岸部队互相策应，溯河而上，夺取泸定桥。军委纵队和其余部队从泸定桥过河。假如两路不能会合，被分割了，刘、聂就率部队单独走，到四川去搞个局面。”

毛泽东上述这段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有着极其丰富的战略内涵的。其一，刘伯承与聂荣臻所率的先遣队——红一团业已渡过大渡河，绝不可以再花费两天的时间把红一团再渡回安顺场。同时还要把干部团再渡过河去。其二，蒋介石业已现负责佯攻富林的红军在偷渡大渡河，估计很快也会知道红军已经袭占安顺场。这样，恰好可利用在安顺场明渡大渡河，掩护红军主力溯河而上，夺取泸定桥。其三，由情报获悉，敌人大部河防部队在对岸，而且安顺场对岸溃败的敌军已经退往上游，重新构筑工事，凭险据守。这样渡过河去的红一师和干部团有可能受阻，甚至难以与中央红军主力会师。怎么办？对此，聂荣臻同志做了如下的注脚：

毛泽东同志的意思我知道，万一会合不了，由伯承和我带着一师和干部团到川西创造个局面。罗瑞卿和萧华同志也跟我们一起走。干部团有干部，只要有群众，搞革命根据地就好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