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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3页）

最后，毛泽东又十分严肃地说：

“这是一个战略性措施，只有夺取泸定桥，我军大部队才能过大渡河，避免石达开的命运，才能到川西去与四方面军会合。”

与会者听了毛泽东的上述言之后，一致赞同毛泽东的决策。根据毛泽东的言记录，当即整理成《关于控制泸定桥渡河点取得战略胜利的部署》命令，于当日——五月二十六日以野战军司令部的名义正式布。该部署指出：“安顺场及其下游之小龙场三处共有渡船四只，因水流急，每天只能渡团余，架桥不可能”，“这野战军为迂回雅安，先取得天全、芦山乃至懋功，以树立依托并配合红四方面军向茂县行动，决改向西北，争取并控制泸定桥渡河点，以取得战略胜利。其部署：我第一师及干部团为右纵队，归聂、刘指挥，循大渡河右岸；林（彪）率第一军团团部、二师主力及五军团为左纵队，循大渡河左岸，均向泸定桥急进，协同袭取该桥。军委纵队及三军团、九军团准一军团部及二师主力先进路线跟进”。并明确命令：左右两纵队在两天半内赶到泸定桥。

自安顺场到泸定桥计三百四十华里，而且全是沿大渡河两岸崎岖不平的羊肠小路，限定两天半之内到达。照此算来，除去沿途与敌人交火，平均一天必须走一百四十里才能到达。因此，只有选择一个红军英雄团，去完成这项带有全局性的战斗任务。最后，中革军委把任务交给了红一军团二师四团，由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于五月二十七日清晨率领全团出，限二十九日下午夺取泸定桥。

翌日——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等中央和军委领导送走红一军团二师四团登程北去之后，又赶到安顺场渡口为刘伯承、聂荣臻送行。毛泽东紧紧握住刘伯承的双手，仅仅说了一句“上船吧！”接着，就目送刘伯承、聂荣臻登上那只小木船，劈波斩浪地向对岸驶去……

毛泽东驻步码头，望着这滚滚东去的滔滔河水，他真想化作唐代的大诗人李白，放声吟咏红军指战员的革命豪气。但不知为什么，他在中国长长的诗海之中，竟然连一句符合他此时此情的诗者寻觅不见；有意思的是，作为诗人的毛泽东也没有佳句入诗来。近来，他读到李一氓写的诗，似写出了他们在渡大渡河时相通的心境。现录三如下：

澎湃铜河一百年，红羊遗迹费流连。

岂有渡来重渡去，翼王遗恨入西川。

检点太平天国事，惊涛幽咽太伤心。

早知末路排安顺，何不南朝共死生！

十七人飞十七桨，一船烽火渡滔滔。

输他大渡称天堑，又见红军过铁桥。

周恩来早年虽然也曾涉笔诗海，但他自从成为职业革命家之后，似乎诗人那特有的浪漫气质与日渐少。相反，他考虑问题的视角变得越来越现实了。今天，他与毛泽东齐身站在安顺场码头，绝对没有想到如何借诗抒怀，他想的却是红军北渡大渡河的价值。事实上，世上绝大多数的政治家来到大渡河安顺场之后，都会像周恩来这样，从政治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这一军史上的奇迹。多年之后，美国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携全家来大渡河安顺场观看时，就以这样的心态和视角写了如下文字：

在我们走近大渡河时，曾经一度怀疑它是否真的像长征战士在回忆录中描写的那样水流湍急，险象环生；及至亲眼目击，才知并非言过其实。这条河水深莫测，奔腾不驯，加上汹涌翻腾的漩涡，时时显露出河底参差狰狞的礁石，令人触目惊心，不寒而栗；有几处，河水还以异常的度倒流回环。我们一行之中谁也没有见过这种水流现象，时而回流，时而顺流，时而侧流……似乎和地球的引力场不生关系。原来大渡河自有他自己的生活规律！……

对崭露头角的新中国而言，长征的意义决不只是一部无可匹敌的英雄主义的史诗，它的意义要深刻得多。它是国家统一精神的提示，也是克服落后东西的必要因素。

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等回到先遣队司令部之后，很快又收到了敌人有关泸定桥防务的部署：泸定桥为刘文辉第二十四军的防区，他令第四旅在此驻守。他亲自下达的防守指示是：

（一）固守泸定铁索桥，阻止红军利用铁索桥过河；

（二）其余部队在泸定县城附近择要防守，必须严密控制泸定通汉源和泸定通天全两条要道，确保雅（安）属地区；

（三）与左翼（安顺场下游）的杨学端切取联系，以免中间形成空隙。第四旅旅长袁国瑞率部到达泸定之后，又根据刘文辉的指示做了如下的部署：

（一）以第三十八团……由团长李全山率领为第一线右翼部队，兵力重点摆在泸定铁索桥；

（二）以第十一团……由团长杨开诚率领为第一线左翼部队，位于海子山、冷渍一带；

（三）以第十团……由团长谢洪康率领，位于飞越岭，作为总预备队；

（四）旅部位于龙八步（飞越岭山下）。

毛泽东看了敌人上述部署之后，认为红军左纵队先遣队四团必须出敌不意，打垮李全山的第三十八团，才能夺取泸定桥；刘伯承、聂荣臻亲率右纵队遇到的最大的阻力，是敌袁国瑞在泸定以南五十里——位于龙八步的第四旅旅部。而取胜的关键是攻其不备。而做到攻其不备的关键，又是左纵队先遣团红四团能否确保二十九日赶到泸定桥。因此，他与周恩来、朱德等最关心的是沿大渡河两岸北上的左、右纵队第一天的进军度。

是日晚上，军委收到左、右纵队前进的报告是：

刘、聂率领的右纵队急北进，由于“前方瓦坝有刘文辉部一个团，是先一天到的，派一个营前出二十里向安顺场方向警戒，连哨又伸出五里。午后，邓华指挥先头第一师第二团与敌连哨接触。沿途只有一路可行，时而傍河，时而翻山。敌人凭险据守，节节抗击。第二团不顾一切往前冲，打到瓦坝附近，已是黄昏时候。敌凭既设阵地，又抗击了几个小时，才向富林方向逃窜。当晚，右纵队在瓦坝宿营”。毛泽东在地图上测量了一下，一天走了不足八十里。

王开湘、杨成武率领左纵队红四团急前进。“路，是蜿蜒曲折、忽起忽伏的单边羊肠小道，左边是高入云霄刀劈一样的峭壁，山腰上是终年不化的积雪，银光耀眼，寒气袭人；右边是深达数丈、波涛汹涌的大渡河，稍不小心就有掉下去的危险。”更为严重的是，就是在这种难行的山路上急行军，不仅要防对岸敌人的封锁，还要边走边与驻守的敌人交火，一天下来，大小战役打了几次，但全天走了不足百里。

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望着这些报告久久不语。突然，毛泽东严厉地说道：

“电告林彪，要他向四团下达死命令：务必在二十九日清晨赶到泸定桥！”

周恩来与朱德等人清楚，这等于要红四团在明天——五月二十八日一天一夜中走二百四十里。包括行军打仗、吃饭，平均一小时必须走十里，才能在二十九日清晨赶到泸定桥。他们清楚，这在古今中外的战史中也不曾有过这样的记载。但是，他们又都清楚毛泽东如此用兵的目的，因此，像朱总司令这样爱兵如子的红军统帅，也赞同地说道：

“我赞成！非下死命令，才能确保如期夺取泸定桥。”

参谋很快草拟好了致林彪的命令，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阅后当即签。这时，毛泽东又低沉地说道：

“明天一早，我们也必须离开安顺场北上。”

但是，红四团能否创造日行二百四十里山路的奇迹呢？就是下达命令的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也没有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