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粉书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四（第2页）

“不要离开，只需要转过身去。”毛泽东又说道。

刘英驻步，表情愕然。

“我要向‘革命虫’宣战！”与会者听后出了忍俊不禁的笑声。毛泽东却非常坦然地解开了上衣，很认真地捉起了虱子。贺子珍一见这情景，不高兴地说：

“你就不会坚持到会后再捉虱子吗？”

毛泽东终于捉到了虱子，十分得意地放在手上看了一下，用两只手的大拇指甲一挤，咯嘣一声，把虱子处以死刑。旋即又像是胜利者似的看了看大家的表情，说道：

“你的建议是好的，但我做不到，因为这等于让我毛泽东向虱子妥协，我办不到！”

或许是毛泽东的言行引起了条件反射，多数与会者晃动着身子，但又没有毛泽东的勇气，当众解衣捉虱子。这时，毛泽东开心地笑着说：

“看看诸位的样子，这就叫死要面子活受罪！我提议：在国焘同志到来之前，来一个捉虱子比赛。”

与会者闻之大笑。唯有周恩来彬彬有礼，不动声色。对此，贺子珍全都看在眼里，不高兴地说：

“我相信恩来绝不参加这种比赛。”

“这不等于说恩来的身上不长虱子。”毛泽东说罢看了看淡然一笑的周恩来，再一回头，只见张国焘走了进来，他为了把气氛搞得更活跃些，遂边捉虱子边说，“国焘同志是知道的，我们党的第一书记陈独秀先生，就是一位不向虱子低头的大儒！”

张国焘或许是为了显示一下自己的幽默感，也或许是为了表示一种风度，他尚未落座，就说道：

“润之兄所言极是。那时，仲甫先生在北大教书，我们看见他穿的黑缎子马褂上，有一行蠕动的白颜色，遂问他：陈先生，那是什么呀？他低头一看，坦然地说了两个字：虱尔。”

与会的同志再次出了惬意的笑声。毛泽东进而又说道：

“我国历史上还有一位捉虱子的大儒，叫王猛。史有记载，王猛扪虱而谈，形成一个大谋士的风度。我们今天的两河口会议，也来个扪虱而谈，但不要大谋士风度。”

这就是毛泽东讲话的艺术：绕了一个很大的弯子，于笑谈中说出了他想说的话。对此，似乎每个人开始并不知情，但他一点题才恍然醒悟。由于每个人所处地位不同，对毛泽东的点题之语也有着不同的感悟。而张国焘听了最后这句话，肯定和其他与会者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张闻天接过了话题，遂郑重宣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现在开始。

接着，由周恩来做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

先，周恩来“回顾红一方面军离开中央苏区后战略方针的几度变化。接着指出：目前，两个方面军都是离开了原有根据地，要在新的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在这种情况下，制定战略方针就是要解决‘在什么地区创造新苏区’的问题”。应该根据什么原则来做出选择呢？周恩来提出了如下三个条件：

一、“地域宽大，好机动。”这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如“松潘、理番、懋功地区很大，但多是狭路，敌人容易封锁，想在这些地方逼死我们，我们也不容易反攻”。因此，该地区虽大，却不利于机动。

二、“群众条件，人口众多。”他指出：“过去两个方面军的根据地，人口都比较多，因此能大批扩大红军。松潘、理番、懋功、温川、抚边这一带，人口只有二十万人，而且多数是少数民族。由于民族隔阂还没有完全消除，在少数民族中扩大红军是比较困难的”。

三、“经济条件。”周恩来在说明根据地和经济的关系之后，进而又说明“这一带人烟稀少，粮食缺乏，有些地方甚至还不能自给，草原上的牛羊有限。生活习惯也不容易适应。其他需要的物资，如布、皮等，都不容易解决”。

结论是：懋功、松潘、理番这块地区的地域很大，却不利于建立根据地。并郑重指出：“我们如陷在懋、松、理，就没有前途！”

周恩来在否定了张国焘在懋、松、理建立根据地的主张后，又详细论证了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可行性。接着他又指出：“回头向南是不可能的；东过岷江，敌人在东岸有一百三十个团，对我不利；向西北，是一片广漠的草原；可走的只有一条路，就是北向甘肃。”在那里，“道路多，人口多，山少。在此必定会遇到敌人，我们可用运动战消灭敌人”。如果敌人前进得慢，“我们可以在这个广阔的地区前进，并向陕西迎击敌人。四川方面的现有地区，可以作为游击区”。为了实现上述这一战略方针，第一是要向松潘前进，打垮胡宗南，为北上打开通道；第二是“要高度机动，使敌人对我们的估计生动摇，使他们的部署赶不上我们的行动；而我们自己不要被敌人所牵制，因而不要妨碍我们的机动”。又鉴于“两个方面军部队大，要特别坚决地实行统一指挥，遇到困难也要靠统一意志来克服”。

周恩来做的这篇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无论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还是从事后被革命实践所检验、所证明了的，都是正确的。就连接着言的张国焘，也不可能当场难，提出一个能为与会者所接受的战略方针。所以，他在谈了红四方面军有关的情况之后，在他谈今后的战略方针时，不得不一方面在口头上表示同意政治局关于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决定，另一方面却极力鼓吹其南下的主张。“他说，目前接近我们的敌人主要是胡宗南与刘湘，其他都是配角。如果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向南，向成都打，这些敌人是不成问题的。向东打，为地势所限制。向西要过草地，冬天没有帐篷，冷得很，夏天是雨季，长途行军会大减员。松潘以北的情况还没有调查确实。展条件虽然甘南于我们有利，但一定要打下胡宗南。”接着，他又讲了很多所谓的不利条件之后，结论是：“我们去甘南还是立足不稳，还是要移动地区，还是要减员。”另外，“敌人也不会让我们很容易地占领大的区域”。

毛泽东听了张国焘这篇言，认为张国焘是在利用反证法说明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是错的。完全是在耍诡辩术！因此，他起而言，先是立场鲜明地表示赞同周恩来代表中央政治局所做的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接着，他又有针对性地讲了五条意见：

一、中国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这是向前的方针，要对四方面军同志做解释，因为他们是要打成都的，而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有可能实现向北展。二、战争性质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因为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展起来的，我们应当过山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向北展。三、我须高度机动，这就有个走路的问题，要选好向北展的路线，先机夺人。四、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如与我打野战，我有二十个团以上，是够的，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五、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

毛泽东的上述五点意见，仅仅是刘英、王道的会议记录。遗憾的是他那洋洋洒洒妙趣横生的言论，都失之记录者的笔端了。多年之后，张国焘在回忆这次会议的时候，尽管他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无处不在造谣中伤毛泽东，但他有两个感觉却是正确的：其一，北出四川，创建川陕甘苏维埃政权是毛泽东的“北进计划”；其二，中央多数的同志支持毛泽东的“北进计划”。

毛泽东言过后，朱德、彭德怀、林彪、博古、王稼祥、刘伯承、聂荣臻、刘少奇、张闻天等与会者都表了意见，一致赞同周恩来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北上方针，并认为关键的一着棋是从松潘打开北上的通道。其中，朱德再三强调：要“迅打出松潘，进占甘南”。为了确保“北进计划”的实现，他主张“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一致行动去打击敌人，并要从政治上保障战争的胜利”。

张国焘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自然懂得党内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因此，他听完与会者的言，很自然地产生了孤掌难鸣的失落感。换言之，他在这样的中央会议上，即使拼力地反对也是没有意义的。这就是他在两河口会议上没有公然反对“北进计划”的原因之一。

与此同时，徐向前等同志是力主北进的。就在六月二十六日这一天，为“占黑水进攻松潘”给张国焘了三次急电，明确告之“红土坡方面打松潘甚好，兵力展得开，前面粮房不成问题”；“黑水内粮多，黑部岩即存军谷二百石，洋芋二百石，其粮多可知。我们以占黑水做支援松潘之后方为好”；并提出“打法：主力仍以大部由河西岸分数路，一部由东岸助攻”，等等。张国焘面对这种局面，就更难推翻中央决定的“北进计划”。

另外，张国焘这些年来随着地位的改变，权欲的增强，逐渐把党的军队——红四方面军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或者说是实现自己野心的一种工具，他是从来不允许别人染指的。而今，周恩来在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坚决统一意志。两个方面军部队大，要特别坚决地实行统一指挥”。毛泽东的言就更干脆、明了：“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再加上朱德也主张“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这就等于说，两河口会议之后，红四方面军被正式纳入党中央、军委总部的领导之下。这又使他处于内心反对而嘴上又说不出的境地。

怎么办？他唯有徐图解决之，违心地投票赞成《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

一、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二、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

三、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夏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于甘、青、宁、新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于向外展。

四、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条件上均不利于大部红军的活动与展。但必须留下部分力量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

五、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中央全体同志与张国焘历经三天的激烈争论，终于迫使张国焘于六月二十八日投票赞成上述决定。因此，多数与会同志十分高兴，认为战略方针问题解决了。

然而，毛泽东心里清楚，写在纸上的东西是靠不住的。但是，他认为北进的路还是要坚决地向前走！